曾虚白: 美援带来赤化中国的祸水——抗战、戡乱与大陆撤退往事
日本战略的扩张造成美国加强援华的决心，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总统罗斯福批准军事援助中国以後十二天，发表了他著名的「炉边谈话」，表示「美国要做民主主义的兵工厂」。所谓「民主主义」当然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可是跟著在三十年三月十九日英美参谋会谈商定两国作战总战略决定，如英美两国须同时对德国与日本作战，军力应首先集中对付德国，对日本则取消耗的阻遏战，直到击败德国为止。在这种先德後日，也可以说重欧轻亚的总战略下，美国的外援虽包括中华民国在内，和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比较之下，中国所能得的帮助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可是罗斯福却还曾郑重其事的作了几次切实援华的表示，并在租借法案尚在国会辩论之时，就派遣白宫行政助理居理博士（Dr. Lauchlin Currie）来华，考察中国军事及经济情况。居理在三十年二月七日到了重庆，晋谒蒋委员长长谈十次之多，对有关军事、政治、经济各个角度详细交换意见之後，复向中国政府其他主管官员与美国侨民徵求资讯，停留了二十天才返回美国。他回到美国刚巧是租借法案签署生效的那一天，他就向罗斯福作了一次详尽中国需援的报告，并说明蒋委员长得援之後各种加强战斗力的具体计画。同时，居理建议，美国应派一位专家去做蒋委员长的顾问。
四月十三日，日本与苏俄签订了中立条约，促使日本军阀公开扩张其南进侵略计画，也就促进美国加速推动其对中国之援助。於是从四月起我国提出的各种美援物资源源而来。但可感叹的是，总计美国租借法案在民国三十年二月中拨给中国的物资总值二千五百八十二万一千美元，只占美国拨给各国的物资总额百分之一点七！
这一点点得之不易的戋戋美援，今日事後检讨，竟带来了大陆沦陷在共匪手里的祸水！因为，居理到重庆是负著双重任务的，美国政府的援华竟带著严重的条件。居理携带了罗斯福总统致蒋委员长的一封亲笔密函，信中说道：
「在万里外的我们看起采，中共似乎是我们国内所称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赞同他们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据我看起来：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於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以有利於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居理在重庆时，曾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周恩来谈谈，蒋委员长并不反对，他就找美国驻华大使约周在大使馆中长谈。後来他又去访晤了苏俄驻华大使潘友新（A. S. Panyushkin）。对罗斯福国共合作的建议，蒋公要居理带他口头的答覆，大意说：各国共产党的工作不是为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第三国际的利益，并执行其命令。中共决不例外。因此，中国政策不与第三国际目的冲突时，中共尚可与我中央政府合作，倘中国政策与第三国际目的不能一致时，中共必尽力破坏之。现在，第三国际反对中国与英美合作，不愿见中国与英美站在同一战线上。这可以中共因滇缅路封启而转变其对我中央政府态度来作例说明之。在滇缅路封闭时，我中央政府与英美未取得谅解以前，中共乖乖地服从政府的领导，等到滇缅路重开，中央政府与英美站到了一条战线上，中共立刻采取叛变中央的态度。因此，蒋公希望居理转告罗斯福总统，只要中共肯遵从政府命令，严守国家纪律，中央政府决不会歧视他们，倘他们藉抗日的掩护来扩张第三国际的势力，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政府自必加以制止。
居理回去，是不是这样说，无资讯可证，但他回美国却向罗斯福总统转达 蒋公建议，美国援华，希望白宫能派一位总统完全信任的人到中国来担任政治顾问。不久，罗斯福推荐给 蒋公的政治顾问是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蒋公发现拉铁摩尔在接受任命之前根本跟罗斯福无一面之缘，怎能符合他白宫完全信任的要求，始终感到骇异。实际，事後证明是居理在中间弄了玄虚，使罗斯福好意援助中华民国的动机，竟恶化而成陷害中华民国大陆赤化的杀手。
在中日战争结束後的七年，民国四十一年七月二日美国国会开会的议程中，有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的太平洋学会凋查报告，详细说明共产党力量在这个学会内部和周围活动的情形，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影响美国舆论以及美国的国策。这报告竟在抗战结束七年後追溯居理当时推荐拉铁摩尔的阴谋说，居理此次推荐直接取得总统同意，没有跟国务卿磋商，当时国务院顾问贺伯克（Stanley Hornbeck）表示反对，居理竟悍然表示总统核定了是既成事实不容争辩。这报告又揭露，实际拉铁摩尔在未得任命前十一天（即是月十八日）已与苏俄驻美大使乌满斯基(Konstantin Umansky）聚餐详商此後工作联系与合作办法。到了七月，拉铁摩尔跟中共高级干部冀朝鼎同机飞到重庆就他的新职。
这个报告跟着说明居理是太平洋学会的高级顾问。拉铁摩尔也是太平洋学会的会员，主编「太平洋评论」，为该会的喉舌。居理位居美国白宫行政助理的要职，太平洋学会当然要利用他去影响美国政策，更因为在重庆会晤了周恩来更将利用他做沟通中共的桥梁。
这个报告彻底揭开了太平洋学会的底牌说，在民国十六年这个学会的第一任秘书长就想建立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後来由贺兰德（W. L. Holland）继任秘书长就进一步跟在中国推进共产党活动的俄共高干鲍罗廷取得了联系。到了民国二十三年末，太平洋学会领导负责人和民国十九年第三国际来华策动组织中国共产党、那时已为第三国际远东部负责人的吴廷康取得正式联系。从此，美国共产党和莫斯科都正式承认太平洋学会是第三国际发展阴谋的一个前哨机构。这个学会在太平洋沿岸各国都有分会，各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会员。共党分子和共党间谍组织就利用它来掩护各种阴谋活动。更重要的，太平洋学会是全美国没有任何匹敌的远东及亚洲问题的研究权威，美国所有研究远东及亚洲问题的教授和学生们对於亚洲局势的观点都受了它的出版品的影响，
太平洋学会的出版品最有号召力的当推拉铁摩尔主编的「太平洋评论」。一直到民国十九年拉铁摩尔准备到中国发展他更上层楼的阴谋活动为止，「太平洋评论」已成为共党势力在美国最坚固的据点，而太平洋学会也就成为共党用来引导美国远东政策趋向共党目标的工具。苏联也利用这个学会的声望来增进苏联在美国的利益。
太平洋学会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影响美国舆论，它的实际领导人不断努力与美国政府中的外交决策人员建立积极的合作与机密的关系。民国三十年迄民国三十四年间美国对华政策显欲协助国民政府增强其抗日战争的实力，大平洋学会的阴谋却要扶助中共使它死里逃生，破坏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实力，完全摧毁了美国的援华政策。民国三十年居理来华带给蒋委员长的一封罗斯福总统密函，表示了罗斯福受太平洋学会蒙蔽之深，已危及中美两国此後合作的基本观念。这就是苏联利用太平洋学会渗透白宫的显著成效。
以上揭开太平洋学会活动内幕情况都是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报告的实录，史料确实，无一言虚构。然而美国也有少数明眼人洞烛这可怕的危局，例如美驻苏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在民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给美国务院的电报中就说：苏俄希望美国跟日本打起来，苏俄自己尽量避免参战，可是等美国打败日本的时候，苏俄一定会乘机攫取东北，赤化了中国。这位美国外交家真是目光如炬，他的预言都成了事实，这也同时反映了罗斯福当年受太平洋学会尽情利用的颟顸了！
我们今日回头检讨，居里带给蒋公那封罗斯福总统的密函，已以事实证明，早在民三十年太平洋学会已在美国政府从总统罗斯福起塑造了一套牢不可破的偏见，种下了大陆赤化、我政府播迁来台的祸根。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太平洋学会受第三国际（那时还是俄共利用的统战工具）的策动，要乘日美战争的机会，帮助中共来夺取中国政权的。他们决定的政策，一方面丑化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久失人心，一方面美化共匪的进步，博得民众的拥护。美国要把中国培养成一个与它并肩抗日作战的有力夥伴，一定要压迫中国国民党把政权让给中国共产党。压迫之道无他，只须运用美援之予否，就可使中国国民党俯首就范。太平洋学会决定了这套阴谋之後就发动攻势，一方面渗透美国决策层，主要说服总统次及国务院，一方面设法渗透美国派赴中国的外交与军事使节机构，使美国对华政策的运用，朝里与现场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事实证明，罗斯福致蒋公秘函既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决策层的成功，而拉铁摩尔的派遣更暴露了太平洋学会渗透美国驻华使节的成功。此後，中美关系不愉快之发展多可以找到太平洋学会阴谋的痕迹。史迪威与 蒋公之磨擦，虽有史迪威桀骛性格促成的因素，但实际检讨，在史迪威左右助其策划成其智囊团的两位政治顾问实为他与蒋公不能合作的主因。这两人，一为美军驻华考察团团员谢伟志（John Serrice）【HGC：其中文名字彼时又写作“谢伟士”、“谢伟思”等。】，一为美国驻华大使馆秘书戴维思（Joseph E．Davis）。两人都是太平洋学会会员。史迪威被蒋公拒聘免职返美，谢伟志跟著回美国，竟调入国务院，变成了无人能比的权威「中国通」。此後马歇尔来华以调人身分促成共匪赤化大陆的所谓「联合政府」的美国国策，都是国务院中这位「中国通」智囊团的贡献。
我们事後聪明来做检讨，究竟美援救了我们还是害了我们，值得我们深思。上述概要简报已把美援给太平洋学会把持促成大陆赤化的经过史迹如实揭发，美援贻害中国有了铁证。我们再进一步检讨，假定我们坚持反共政策，不受太平洋学会挟美援来要挟我们的威胁，我们确信，蒋公「以空间换取时间」战略的成功，仍可以不需美援，而作困敌於我泥淖中的贡献，在世界战胜利计功时，占优越地位。因为，日本军阀偷袭珍珠港，冒险与强敌美国展开太平洋争夺战，势必倾其海、陆、空全力作最後之一掷，那末，抽出中国战场部队，减弱中国战场的作战实力是日军阀必然要改变的对华战略。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日美战的展现，已种下了我们无须美援，独力可以制日进而胜日的根。假定我们当日能看到这一点，那末不会有雅尔达强把我东北权益换取俄共参战的美国卖友丑行；不会有俄共对日宣战三日後日本投降，俄军竟以战胜国身分接收东北，藉机壮大共匪军力；不会有强把叛逆作平等政党、美国作调人的「联合政府」谈判；不会有四平街匪军大败溃逃，马歇尔强迫蒋公下令停战的无理干涉；最後当然不会有美国停止援助促成匪势猖獗篡踞大陆的意外突变。这一些当然只有事後聪明才可以看得到的，当时主政的人，面对环境的压迫，自必就事论事，解决实际问题，无法作这样深远的预断。但，前事不忘是後事之师，我们鉴往可得知来的智慧，做这样的检讨也还有它的价值。
在轰炸威胁下工作不懈
我退守重庆之後，日军虽进占宜昌，仍无法动摇我坚强的抵抗。於是，他们转变战略乘我空军在重建阶段，他们掌握了我们後方的全部制空权，决定倾其空军全力，不断地轰炸重庆，藉此来摧毁我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
所幸重庆是个雾城，每年只有五月迄九月夏秋之间五个月天气晴朗，暴露受敌机的施虐，其余半年在浓雾掩护下得求喘息。然自民二十八年始迄三十年底止，三个夏秋所受轰炸的威胁，真可说，不论贫富贵贱，每一个在重庆的中国人，都受到地狱生活的煎熬。最惨的一次是二十八年五月三日与四日连续两天的轰炸，市区房屋毁了一千二百余栋，市民死了四千四百余人，伤了三千一百余人。在二十八年一年中，日机空袭二千六百余次，派出飞机一万四千余次，投弹六万余枚，中国人被炸死的二万八千余人，炸伤的三万一千余人，房屋被毁的十三万八千余栋。民二十九年夏秋之间，日机继续它不断的狂炸，每隔三五天必有一次狂炸外，中间又加上了每天派一架或两架来我空间盘旋引发我发警报後，飘然引去，隔了一两小时又来一两架，照样盘旋引去，如此周而复始，使我们在下面进出防空洞疲劳奔走。敌方称为「疲劳轰炸」的确使我们营养不济的中国人，受著如入地狱的煎熬。民三十年的夏秋，日机的轰炸更凶，竟至没有六小时以上的间断，市民断炊失眠，忍受著超地狱的苦痛。
蒋委员长目睹人民遭此劫难仍坚持抗战决心，一无怨言，在他日记中感慨地写道：「此次渝市轰炸，实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的惨剧。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宵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予思之，更难自安。对此无知纯洁的同胞，其行动虽多难约束，然而其精神之可爱使我铭感无涯。遭此惨酷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我民众如此，更增我乐观与勇气矣。」
蒋委员长说的这些老百姓，或者我们当时在巴中国宣处同人的工作精神是当之而无愧的模范。我们那时的防空洞里有照明设备，有电讯连系，有广播装置，敌方空袭毁不掉我们工作成效。更使我们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在美国西岸范土拉（Venyuala）找到了一位喜欢玩业余无线电的牙医师史帝名（Charles Stuart）竟愿贡献他全部设备做我们的电讯收报站。於是我们就在防空壕内把武汉带来的汉口广播电台电讯器材装置我们自己的电讯发报台。从此我们对美宣传资料以及外国记者的新闻电报都可由我们国宣处自己的电讯系统直送史帝华，由他转送给在美国的收受者，不经交通部的电报局，虽减少了政府一笔电讯的公家收入，却创下了全世界推动国际宣传加速加量空前绝後的效果。抗战胜利之後，我召史帝华到南京，引他见元首，蒙颁胜利勋章与奖金美金十万元以谢其助我抗战之努力，实也是他应得的报酬！
敌方的轰炸，虽然不能折损我们精神上的坚决，但其疲劳轰炸却真予我们的肉体几达难以支撑的困扰。因为四、五小时内闻警入洞，解警出洞，周而复始，不分昼夜的这样奔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食不能按时，寝无法安枕，拖上几个月，都变成东倒西歪的病夫。记得三十年六月日机轰炸重庆发生大隧道窒息惨案那一天，敌机去後，我步行巡视惨案现场之後，到英国大使馆去参加一个酒会，不料已到客散辞谢之时。我匆匆喝了一杯鸡尾酒就挤入长蛇阵，跟英大使主人握手说再见时，突然头晕眼花，昏倒在大使的脚边。大使馆人员立刻把我抬卧到沙发上，解开衣裤给我用酒精浑身按摩，我才慢慢地醒了过来。英大使很周到体贴，立刻用他自己坐的汽车送我回处，并知我营养不足，车上还带了一打进口高品级的罐头牛奶送给我。在平时这份礼该算是讥我贫穷的人生小讽刺，可是在那时却真是感我为国牺牲国际间的铭心体贴！
至这短短一年中国际宣传业务推动的主要方策，当然仍需密切配合国际间特别是美国对我政策的转变而发展我影响其朝野，促令坚定参加我抵抗侵略阵营的决心。
这时候美国，政府与民间还是脱节的。政府方面，打击侵略者正如上述，已具了坚定的决心，然而孤立派的势力却仍盘踞民间，自成一种牵制政府前进的阻力。我们若能伸张正义、陈述利害，以我的抗战经验说服这些美方畏战自保的孤立思想者，固属我们应挺身负担的责任；可是，和战之决，是美国内政问题，外人多言，徒增疑忌，益授孤立派以口实。因此在此时期的对美宣传运用，仍需掩护。
所幸我们的主张，是出於诚而本於真，一切宣传的出发点，虽是为我们自己打算，同时也是为了美国和其他反侵略国家打算，所以即在美国也有许多同情我们而热心愿为我们奔走的人士。这种美国人士的结合最先是以「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为中心。到了这个时期，这一集团就改组为更积极的「援助民主国以自卫委员会」，其中心目标，就要敦促美国断然自任远东反侵略的战士。这样有力的美国民间组织若能逐渐扩大，自然会影响到美国舆论和一般民众心理，根本动摇了孤立派反参战的阻力。因此支助这个「自卫委员会」变成了我们在这阶段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支助美国「自卫委员会」的工作内容撮要概述有下面四项目：㈠文字：约请在华美侨执笔，撰写通讯，即将此项资料辑成「美国联合援华丛书」二十三种大量供给该会运用。㈡联络：该会曾派美国传播界领导人物亨利·鲁斯夫妇（Mr. & Mrs. Hrney Luce）来华，从事联络。鲁斯是美国太晤士新闻周刊、生活杂志、幸福杂志的主办人，於民国三十年五月八日抵渝，二十一日返美，历时半月，曾由显光兄【HGC：“显光兄”即董显光。】亲自陪同赴成都、西安、潼关等地考察，所得印象异常良好。返美後竭力宣扬我国抗战精神；并向美国朝野呼吁增强援华。幸福杂志九月号特辟专栏，题曰：「中国——我们的盟友」，计一百页，共载长文五篇，照片五十余帧。九月间，该会复派电影故事写作家卫德慕来华，搜集宣传资料及电影故事张本，亦经国宣处尽量予以协助。㈢广播：发动渝、蓉、筑、昆各地美侨，并敦请各界名流举行广播演讲，共计七十一次，演讲稿制成录音带及选辑专册，广泛运用。㈣摄影：专为响应摄制此次运动的宣传电影纪录片共三部，成套新闻照片共十一套。在此一时期中，我们的广播与摄影有了突出的表现。广播方面「中国之声」不独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注意且受敌方呪骂，称谓「炸不尽、死不完的青蛙！」我们的新闻片，也接一连二的辑入美国的寰球新闻片中。总结说，我们的宣传工作，开始得到同盟国家的重视，愿意和我们携手合作起来了。
不幸，我们对外的成功却受了对内困扰的影响而大大打了折扣。换言之，上述太平洋学会在美国朝内与中国现场两地配合的活动，使共匪一两年内培养的左倾国际记者跟著活跃起来。
争取国际记者做宣传代理人是周恩来郭沬若在武汉时期已经开始暗中进行的。国际记者实际有职业的正式记者与凭稿计酬的流浪记者之分。前者是全部时间精力集中为专一新闻机构服务，有固定的薪给；後者是专钻正式记者的隙缝，择其不能顾及的煽惑性与突出性的新闻撰送某报，如获采用，凭稿计酬。为了活动方便起见，他也可用某某报记者名义自居。共匪要争取的国际记者，无法利用正式记者，因为他们凭实事说实话，不会跟著共帮魔棍的指挥走。可以跟著共匪魔棍指挥跳舞的记者只有一群流浪记者。过去，共匪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号召下，不敢摆出与中国国民党斗争的姿态，因此周郭两匪只能展开他们派遣能外语的间谍混入国际记者群作偷偷摸摸的地下活动。可是，太平洋学会改变了美国政策，罗斯福密函已充分表现了美国政府将努力促成共匪夺取政权的阴谋，继之以派遣拉铁摩尔来华做他的代表为蒋委员长的顾问，那一群流浪记者必然就会括跃起来。因为，太平洋学会塑成美国对华的偏见：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农民福祉的社会主义党，是一个诚挚建国、时代前驱，受民支持的进步党；中国国民党是独裁的、贪污的、丧失人民拥护、时代落伍的破落党。国际记者之正式职业群，尚能在中国现场目睹实况，把握真相，不受这些虚构流言的影响；可是这些虚构流言却充满了煽惑性与突出性，正配合了那一群流浪记者的需求。因为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封闭而神秘不可测的一个谜，现在经太平洋学会的努力，这一只谜盒有打开来给人看的机会。於是，虽然他们到现场去实察的机会少，只要有人肯负责讲，都是他们要争取的新闻资料。因此，民国三十年，拉铁摩尔来华之後，这些流浪记者一面倒地变成了共匪的代言人，也就变成了国宣处重要斗争的对象。
这些流浪记者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女记者。巧得很这三个记者的姓氏均系英文字母S起头；一位是苏艾士（Hona Ralf Suess）。一位是史特朗(Anna Louis Strong)，一位是史曼特莱（Agnes Smedley），它们若非真正共产党员，也是十足的共党同路人。此中以史曼特莱最突出，它崇拜共匪军头朱德真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在民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开始三十日结束，在山西平型关打上了一次前後九天「太原大会战」中间的一次小战斗，也是共匪在八年抗战中唯一的一次参加战争的战役。共匪宣传竟说，这是匪军独力抗日打下的一次「平型关大捷」。把它描写得像後来的台儿庄大捷的一样规模，也把当时同时作战的七个其他师一概抹杀。实际参加此次战役的，共有八个师，共匪林彪的一一五师只是八个师中的一师。其他七师，为郭宗汾的七十一师，陈长捷的七十二师，刘奉滨的七十三师，金宪章的新编第二师，武廷麟的六十四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此中以七十三师之固守平型关功劳最大，七十一师的一位团长殉职。林彪的一一五师并无任何特殊的战绩。可是史曼特莱为此战役特写一本书名「大河」的，把朱德捧成一位「战神」。她说：「整个华北成了一个大战场，有五个月之久，（从一九四０年八月到十二月，）朱德毁掉了日本二干九百三十三个要塞，毙伤日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俘虏了二百八十一人，毙伤了伪军五万一千人，俘虏了伪军一万八干四百零七人。」事实上主持这一次战役的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朱德不独没有参战，根本与这次平型关战役拉不上一点儿关系，可是史曼特莱却把他描写成中国抗战最大战役中的最神奇的作战指挥官。这位女记者的确比其他记者神通扩大，曾经进出了延安好几次。每次从匪区归来，一定要在我们的记者招待所里，畅谈高论为共匪宣传。她竟厚颜不讳言它是朱德的情妇，自言死後一定要与朱德同穴埋葬。结果，史曼特莱於民四十九年先死，朱德迟至民六十五年才死的，两人是否同穴埋葬无可靠的资料可寻了！
史曼特莱代表的这一群流浪记者是美援带来扼丧我国本的祸水，也是我们国际宣传处在这时期遭遇到的大敌。最可恨的，他们写作的报导既没有时间性，不需用电讯快递，故可不受我电检的过滤，他们更受得美国驻华军事机关的合作，经常给他或她们以带稿飞美的便利。这又是美援伤害我们的另一可憾的实例！
至这一时期的我们工作群，国内部分继续来渝初期的组织与人事，没有多大的变动，只在英文写作方面增加了赵敏求与郎鲁逊两人，摄影方面增加了顾炳梁一人。广播科长，则由彭乐善接替了王慎名。在这一时期特别加强的是海外的部署。显光兄看到日本军阀的野心将扩展到太平洋全面，上海不将为我宣传据点，我宣传据点必配合战局向太平洋全面扩展开来。因早於民二十八年，显光兄化装成一乡下农夫由香港乘一艘英国商船潜入上海，决将上海办事处主持人董寿朋调到香港，协助温源宁扩大香港办事处的工作量。上海办事处则由其在美派克学院的同学美国记者潘尼斯登（John B．Prniston）主持，佐以朱世清女士，视战局的转变，随时作撤销的准备。後朱女士曾经白渡桥大厦日本特务机关传讯，扣押五天，经她巧辩释疑，竟得释放。显光兄在沪作地下活动，险遭劫难，其忠勇事迹，详其自传中，不再复述。
加强香港办事处是面对当时局势当务之急，温源宁的才华发挥他应付这变局最有效的功能。因为香港在这时期犯上英国恐日病采取中立政策的影响，弥漫著妥协空气。因此在宣传上对中日二国不作左右袒，其检查新闻以严守中立为原则。侨民所办中文报绝对不能用「敌」、「傀儡」等字样。即其本国所办的路透社电讯，在英国各报得刊登的报导，在香港中文报上仍须经过检查的过滤。我们国际宣传处的基本工作是抗日，因此在此环境中欲求发展必然是阻碍重重了。可是温源宁博士跟英国人打交道有他牛津绅士作风的特殊技能。在这紧要关头他把我们的香港办事处与香港政府结上了特殊关系。一直到民三十年十二月因香港陷敌我办事处不得不撤销为止，香港办事处经常负担了国际宣传处宣传资料向国际间吐纳总关口的重要任务。
除了加强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功能之外，我们在珍珠港事变之前，又增设了由骆传华主持的仰光办事处，由谢善才主持的印尼办事处与由叶公超主持的新加坡办事处。骆传华是青年会办事著有成效的一位干员，谢善才是土生土长的印尼记者，只有叶公超是得来不易的一位宣传奇才。我常说，他是满腹经纶博通中外学问的一位学者，具有令人生肃然起敬的宣传优越条件，固足钦佩，可是，他的优点尚不止此，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说不堪入耳的外国脏话，跟外国流氓地痞打交道，因此，他的外国朋友遍及三教九流，这不是无人可及的宣传上驷之才吗？抗战时期，他本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书，突然他的伯父叶誉虎的家藏名贵骨董给日伪要人强占了去，急电促他到上海设法夺回这传家之宝。公超到上海努力的结果，不独没有夺回这宝物，反遭敌伪陷害，囚禁了三四个月。被释後，溜到香港，经温源宁推荐给显光兄，立即请他担任我们国宣处的新加坡办事处主任。公超到新加坡不独跟英国当局结了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华侨社会中树立了领导地位。珍珠港事变後，日军横扫太平洋，不久威胁到新加坡。公超那时组织了一个新加坡华侨反侵略委员会，一方面帮助中国政府代表，以及可能为日本利用的中国工商界人士与老病妇孺避难到安全地带去，一方面组织了五个华侨游击队命名Dal Force，准备作最後抵抗。他又组织并指挥工人协助新加坡政府建筑防御工事。马来亚战事延长七十三天，公超天天有日记记录经过。他是在新加坡失守前三天才离开新加坡，转由加尔各答乘飞机来到重庆。
公超在新加坡进行这些活动都是跟新加坡政府中的经济部与英国政府驻新的宣传部密切合作。他在推进工作中掌握到很多资料，深切了解日本人渗透马来亚的方法，日本人作战技术与英国在马来亚工作的态度兴技能。我们看了他收集的这些资料，深切了解公超的办事能力舆工作精神，并且是应付英国人的一个最成熟的干才。那时候，世局大变，我们的宣传政策也跟著转由中国人公开出面，主持宣传。因即决定邀公超去伦敦主持对英、以後扩大为对整个欧洲的宣传任务。
助桀为虐的记者群
日本军阀把欧战扩大为世界战，横扫太平洋，使久霸远东的那些欧洲帝国望风而逃，从民三十年十二月八日袭击珍珠港起到三十一年三月七日打到缅甸，只共三个月差一天，日军几乎占领了整个太平洋。在缅甸英国只留下两个师，并无久守之意，幸有我蒋委员长选派中国最精锐的第五、第六两军全部出动，倾我全力入缅作顽强的抵抗，日军锐气才受顿挫，停止其在太平洋上一鼓作气的冲劲。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美国海空军未恢复其战斗实力发动在中太平洋跃岛进攻新战略以前，在太平洋战区真正跟日本作战的国家还只有我中华民国。我们是在国内抵抗日阀的大陆攻势，在缅甸抵抗日阀的海洋攻势，美英虽有太平洋联防的参谋长会议作整个太平洋战略的决策者，实际空有其表只作纸上谈兵而已！
不幸，中国在太平洋战区中对盟国作了这样独肩艰钜的伟大贡献，不独未得盟邦应有的肯定与适当表示，反因罗斯福的颟顸、邱吉尔的自私、马歇尔的无知、史迪威的桀骛，使史达林的阴谋得逞，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坐享丰盈的果实。
我们是在这个时期面对这样的国际不利形势办国际宣传业务的。更不幸的，惟恐天下不乱的外国记者，在这个时期，未来中国前先受埋伏在美国政府国务院中希斯（Alger Hiss）等太平洋学会左倾党羽的煽惑，来到中国之後又受身为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拉铁摩尔（此时已转任此要职），以及潜伏在美驻华使节中兼任驻华美军佐理的谢伟志与潜伏在美国驻华军部中的戴维思，前後左右的包围，一个个的脑子里都装进了了解中国政治形态的塑型：「执政的国民党是贪污无能的，被压迫的中国共产党，并非共产党而是进步的农业改良主义者，得全国人民的拥护。美国要有一个有力的抗日夥伴，扶助中共争取政权是唯一办法。」因此，在美国政府政治压迫之下，中国政府又遭遇到这些助桀为虐的西方记者趋势附炎、兴风作浪的歪曲事实造谣生事。更加上，中国是唯一与日本真正作战的国家，更在西方国家望风奔逃的颓势中打了一次长沙大捷，重庆变成了产生热门新闻的唯一重镇，於是，西方记者在香港不能再作他们采访据点之後，多不避爬过驼峰（飞过喜马拉亚山之戏称）之劳，集中到重庆来了。
这时期的外国记者或者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职业性的通讯社或报纸正式派驻的记者，例如美国美联社的慕沙霸（Spencrr Moosa）。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中国人），法国法新社的马可仕Jaeques Marcus，美国合众社的王公达（中国人），苏俄塔斯社的叶夏明（Vladmik Yakshamin），以及美国纽约时报的窦奠安（Tilman Durdin）与洛杉矶时报的艾力根（Bob Elegant）；第二类，是各通讯社或报纸的职业记者为某一事件或某一时期来华作短期专访的记者，例如瑞士苏利克日报的鲍士哈特（Waler Booshardt），美国芝如哥时报的毕启（Keyes Reech）同报的史蒂尔（A. T. Steele），英国路透社的包亨利（Henry Bough），美国新闻周刊的马丁（Peppy Martin），美联社的司徒华（JanesStewart）。第三类是非职业性的流浪记者，来华之後，因报导共匪新闻而成名的记者，举例言之，我在十三章里所提的三个都以S为名的女记者史特朗（Anna Lovis Strong）、史曼特莱符（Agnes Smedley）、苏艾士（Hona Sues）之外，我特别要提的是由显光兄最先提拔，国际宣传处的叛徒美国青年白修德（Theodore White）。他哈佛刚毕业就给显光兄网罗到国宣处实习编采。他就以国际宣传处职员的身分出入中国政府军政机关和前线部队，搅得很熟，转变而成他自己的采访网，同时再如上共匪在重庆活动的地下宣传人物，他更得了左右逢源的便利，於是他就跳出国际宣传处，做他自己独立生活的记者了。後来亨利·鲁斯来华，不晓得怎样给他巴结上了，竟得了时代杂志的正式记者的任命。当然，他这样藉国宣处的身分搅他自己的独立生活，有背忠恕之道。跟美国人讲忠恕真是对牛弹琴，未免要求太高。可是，後来，他乘机溜到延安去，回到美国，写了一本「中国的雷声」（Thunder Out Of China），把共匪捧上了天，他身履其地而作此叛变国宣处原则的违心之论，虽是美国人也不能不斥他为叛徒了。他後来跟我见面，也曾自承此书写得过火一点，或者事後也有悔疚之心，然此书给我政府的打击是无法弥补的了。
第二个乘势转变的人是代表美国最有影响力一份大报纽约时报的艾金森（Brooks Atkinson）。代表纽约时报的记者，抗战一开抬就由窦奠安独任其劳。他是一位深切了解我国情对我抗战深具同情心的记者。不料，在这抗战局势作大转变的关头，突然钻出一个艾金森，取窦奠安的地位而代之，把纽约时报对我政府的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变成了完全袒共的报纸。
艾金森原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专写文艺活动新闻不见经传的小记者。正因此，他感到混在纽约时报总社人才济济的同事中间求出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求发展的苦思中，一个念头转到向总编辑请求得到派来重庆做特派员的职位。不科，到重庆发现代表纽约时报的记者已有窦奠安打下了十来年的关系，没有他插手的机会。他苦闷了几个月之後，忽然遇见中国剧戏团以国语上演莎士比亚的「罗蜜儿与朱丽雅」，他乘机写了一千多字的报导与评介，竟得纽约时报当作头条新闻，在第一版用大字登载。於是，艾金森在中国代表纽约时报的地位开始与窦奠安平分了秋色。那时候，美国政府受左烦势力的控制，记者的风气也跟著一面倒，艾金森要压倒窦奠安，取其地位而代之当然要走左倾的路线，於是他乘著中国政府开放外记者访问延安的机会，争取得在纽约时报发表专访延安的特稿报导，又得了打击窦奠安的第二次胜利。最後，到了一九四四年，史迪成事件的爆发，艾金森公然做了史迪威的同谋者。他竟跟著史迪威飞返美国，写了一系列的报导诋毁蒋委员长，为史迪威辩护，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予我政府以最不利的打击，使在窦奠安报导中支持的态度公正、仗义执言的纽约时报一变而成万恶之首中国叛徒毛匪泽东的代言人了。
上述白修德与艾金森是第三类来华助匪成名的流浪记者中之突出者，实际此类人数占全部来华记者人数之过半，他们的言行，每易形成不察者误认为当时全体驻华外记者的姿态与形象。除白修德、艾金森与前述S开头的三位女士外，应纳入此类的记者尚有写「红旗笼罩下的中国」的美国作家史诺（Edgar Snow），英国「伦敦泰晤土报」的福尔曼（Harrison Forman）。美国「经济周报」的史戴恩（Gunther Stein），美国「政治周刊」的艾浦史登（Israel Epstein），以及我不能再记忆他们所代表的通讯机构而应列入第三类的卫尔司（Nym Wales）、盖因（Mark Gayn）、罗新吉（Lawrence K. RoSinger）、佩弗（Nathaniel Peffer）等。
在这时期，共匪伪装抗日与政府合作的阴谋已全盘暴露，特别在前线，共军不独不抗日，反在国军之後煽惑军心，窃购械弹，遇到机会，甚至还会公开袭击国军以扩大其实力争占地盘。三十年初其新编新四军违抗政府北调的命令，与国军第四十师公开开火，卒遭命令取销番号，处决其军长叶挺一案，是政府以公正态度，应付共军叛乱的首次惩凶。但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之五届十一中大会，在通过决议谴责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之结尾，仍「冀其切遵前听宣布之四项诺言，反省实践。」故政府始终以容忍的态度，期待共匪之合作。可是，周恩来、郭沫若等过去俨然以政府大员的姿态参加宣传指导行列，到此时期已无法再粉墨登台了。他们取而代之方法是向记者们作地下煽动的工作。使我们主持国际宣传工作者深悔当年怎么心血来潮造了一所外国记者招待所，当年这所融合外记者感情的中心，到这时期竟变成了便利共匪煽惑外记者一网打尽的场所。
煽惑工作最能生效的是利用性关系。记者多男性，那末，叫女孩子作煽惑的冲锋队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周郭两匪就掌握这套玄机来推进他们的宣传攻势，我们的外记者招待所从此常见花枝招展的倩影了。此中最受我们注意的有两位。一位是中国小姐，它是周恩来的秘书，名叫龚澎。因为她跟周的关系，她供应的资料，特别受到外记者的重视。她也以此自重，所以她出出进进都是规规矩矩，大方得很。可是，另外一位德国小姐，名安娜的可大大不同了。她是匪方要干王炳南的太太。她年纪三十来岁，黄头发，蓝眼睛，作风充分大胆，十分风骚。不论白天晚上，一到招待所，就同若干年轻的外国记者们，关起房门「密谈」。招待所建筑十分简陋，有时候动作太猛烈，声震户外，门窗为之动摇，其他记者听了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大家知道安娜又在为单身汉们做它的「施舍救济」了。
这一群第三种流浪的记者藉其人数之多，霸占了我们的招待所，竟把这些自由职业性的新闻记者，予以政治化的组织活动，成立了他们所谓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公推艾金森为会长，白修德与叶夏明为副会长，让资深而不爱管闲事的慕沙做秘书，帮他们办办杂务，管管钱。有了这个组织，他们开始正正式式以记者团体的身分向我政府展开实际是共匪在背後指导的统战攻势，首当其冲的是我们国际宣传处。
他们第一次统战攻势是三十三年十月，向我政府提出组织外记者访问延安团的要求。他们公然表示，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国民党围困在陕北，变成抗日战争一团谜。说它恶，恶成魔鬼；说它善，善成仙佛，究竟如何，让他们记者自己去看看，了解一个真相。这一套是共匪在宣传战中怂恿外记者向我作统战攻势经常惯用的说法。我们一贯以共匪无心抗日，实地视察只助其施展蒙蔽伪装之技巧，缓言迭予拒绝之。不料，此年宣传部易长，外记者中专长钻空隙的若干人，迳访这位新部长。突提访问延安的要求。这位心无戒备的长官，竟认这要求很合理，一口允诺了。於是，久遭关闭的这扇门竟因此一诺而打开了，我们国际宣传处只能退而求事後的补救。我们知道，一个记者要访问延安，最少要花一个或甚至两个月的时间，各通讯社与重要报纸正式派驻重庆的记者，无法抽身参加访问，於是这重要任务必然都会落在那些流浪记者的肩头。经过他们纷纷活动的结果，这些流浪记者中，特别是艾浦史登、史戴茵与福曼三个人争取到每人代表了好几家世界最大通讯社与报纸记者的名义。
这个延安访问团既开放给外国记者，当然也应该让本国记者参加，由国际宣传处主持组成之，并派我们的公共关系干员魏景蒙兄陪同前往。不料，一进匪区，匪帮竟把中外记者隔离招待，显然的作用是怕中国记者会歪曲他们专为外国记者制造的观感，於是，整个匪区变成了招待外宾的一座大「戏台」，一幕幕精心导演的节目，全部按照著主脑人物的意旨搬演出来。这些特制的节目，在这群以新闻为货品的记者看来，都是闻所未闻有最高价值的稀奇新鲜好材料，於是一个个手忙脚乱地抢购抢销，把污浊黑暗阴险狠毒的匪区，在全世界天真的读者面前，描写成了一个人间仅有的天堂了。
在他们抢购抢销的过程中，史戴恩和福尔曼还有一段非常精采滑稽的插曲，暴露了这些市侩记者见不得人的丑态。他们两人到延安去的目的，除掉了担任英美各通讯社及各大报特约经常发电任务外，还想搜集资料赶写一本书，一定可以畅销。因此，史戴恩独抱鬼胎，一到延安就把匪帮供给的资料著手写作，日夜加工，不到一个月已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钜著，命名「中共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里面繁复的数字以及统计表格应有尽有，真是洋洋大观。钜著完成之後，他立刻暗洽中国军方先乘飞机回重庆，在重庆赶洽美机飞美国，以重价向美国书商洽售。美书商以要价高、字数多、未能立决。此时，福尔曼随团访问匪区返延安，发现史戴恩早已溜走了，著了慌，知道给他著了先鞭，那还得了。於是，一边日夜赶稿，一边设法找飞机。他在最高速度打字机敲打之下完成了五六万字匪区的描写，命名「中国赤区报告」（Report from Red China），尽力钻头觅缝抢到了美军机位赶到纽约找书商。他的书，字数少，要价低，几次谈判立刻成交，竟抢先史戴恩成了畅销书。史戴恩忍痛削价，跟著问市，也成了畅销。两人都因出卖中华民国而成了富翁。访问延安，因此变成了流浪记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跟着要求前往的有事後写成「中国的雷声」（Theunder out of China）的白修德与为纽约时报写成一系列「访问延安专栏」的艾金森。我们看到这种开门揖盗政策危及国本，坚主停止，於是第三批申请续往者不再获准，不幸，不准外记者续往延安的结果，予共匪利用外记者向我政府发动第二次统战攻势之口实。
驻华外国记者竟於民国三十三年四月以「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民间法团的正式名义呈请蒋委员长放宽新闻电报检查尺度。又於同年八月以同样内容的要求，向宣传部部长提出抗议，列举事例，证明我们检扣新闻电讯的不当。外国记者经国际宣传处抗战以来培养而成的融洽气氛，经过这些流浪记者的从中作祟，不独从此烟淌云散，竟至发展而成公然敌对的姿态。当然，解除他们不满的责任最後还是落在我们国际宣传处的肩膀上。我们以光明正大一切公开的姿态，说明我们配合国家处境所定的国策来做我们检查外记者电讯的标准，并把我们检查规则译成英文供他们参考，确证我们每条新闻检扣的确都有根据。同时我们提醒他们，新闻受检是国际通例，何独责中国！
外国记者跟我们这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件，只能算正剧登场的预演。正剧登场是民国三十三年史迪威事件的酝酿阶段，这些外国记者竟一窝蜂地变成了史迪威的啦啦队，诋毁我国元首，助长匪帮气焰，作种种摧毁我国本的工作惟恐不能尽其极。最令人意外的，所谓「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会长艾金森，竟跟著史迪威返美，为纽约时报写一系列的专栏，公然斥责我蒋公拒任史迪威的不当。纽约时报久为支持我政府美国数一数二肯说公道话的报纸，今作此转变，其他美国记者自必跟著起哄，对史迪威事件的歪曲报导与失当评论竟成美国舆论界的一时风尚，其对我之伤害实至钜至深。
最後我们要作深入的检讨，美国记者虽经共匪在背後拨弄，达成其统战阴谋，实际他们态度的恶化还是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太平洋学会的魔手操纵了华府国务院，渗透了驻华美国文武机构，美国记者能有几人有高深智慧不受左倾煽惑的影响的呢！
伸张正义的艰苦奋斗
珍珠港事变提高了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却又带来了这许多饮恨难伸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这一群负责国际宣传者亟需面对解决的问题。至如何解决，我们了解问题牵涉之广，不光是直接面对的这一个助桀为虐的记者群，而应扩大范围摸到事变的根，找到播弄美国政府决策太平洋学会为主的那一群左倾美国人。
这些左倾美国人控制了美国国策的形成，使我们的宣传业务一开始就遭遇到迎头的打击。但，与侵略顽敌早巳困斗了四年多的中华民国，在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的这个开头，还肩负起单独战争的重任，它有助於盟国共同抗敌贡献之大，无论怎样歪曲掩蔽，仍难逃一般老百姓雪亮眼睛的透视。因此，我们在政治环境十分恶劣的这个阶段中，以正义打击邪恶，凭真理纠正欺骗，将事实驳斥谎言，仍能使我对美外交争取到美国舆论界主持公正的支持。
实际，世界局势的转变，我们办国际宣传也跟著作了重要的调整，把过去掩蔽的组织改组而成公开活动的政府机构。业务重心当然还是在重庆巴县中学的国际宣传处，仍由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指导由我主持来推动国际宣传工作的发展。业务的重要性随国际形势的转变而加增了，可是办事的人，我们仍持求精不求多的原则。
国内部分全处连工友不过一百人。工作重心，集中在为宣传原料供应中心的编撰科。这科先由沈剑虹任科长，後由赵敏求、万君和先後继任。其下工作者只有朱抚松、郑南渭、陶启湘、周翻萍、谢善才等不到十个人。可是，他们每一个人能独当一面地打天下，每一个人都是文武全才、能征惯战的宣传健将。说他能文，坐下来一阵哔哔拍拍打字机写出几千字的英文稿，不下一流的英美记者；说他能武，经常配合政治要求与战局丕变作国宣处遍布全世界各办事处宣传原料的供应，奔波采访。三位先後任科长，综合全科编撰行政，作全盘处理绩效彪炳，当然功不可没。即每个工作者，除处理日常规定的科务外，也都各有特殊的贡献。此中最显著者二人。一为朱抚松，他是国宣处在每一年终结要出扳一本国情综台报告书的主编者。此书初名「战时中国」（China
at War），後来老实正名为「中国年鉴」（China Handbook）。厚厚的几十万字，可作中国编年史稿看。显光兄与我信任抚松才高腾任，稿成不加复核迳予付印。第二人是周翻萍，当史迪威横行无忌的阶段时，我们商得美驻华军方的同意，派周翻萍跟著史迪威，名义上帮助他处理宣传事务，实际随时予以过滤及监视，翻萍经常有报告来处，确证其达成任务。不幸，入缅军败退印度，翻萍随军翻过野人山，受疫疠猛兽的威胁，几乎送掉了性命，其冒险犯难之功，亦值得记录。
国宣处国内部第二个重要单位是外事科。这科的主要工作，为外国记者服务。他们要什么，这一科就得给得他们心满意足。当然，记者要的，最重要的是新闻，因此给外记者找新闻路线，陪同他们做翻译以及打开任何外国人到中国活动一切不便利的障碍，都是外事科的工作；而此中最重要的是，每星期规定要开的一次代表中国政府发言人开的外国记者招待会。这科的科长先为季泽晋，继为张彼得。工作者计有沈錡、朱新民，徐锺佩、郎鲁逊等。实际，朱新民是俄文专家，郎鲁逊是法文专家，有关苏俄记者与法国记者的事，大家迳找朱与郎，季泽晋管不了。另外还有检查外国记者电报一事，论理应是外事科的重要工作。但因其太重要，初期是我处长揽权，抢过来我自己干；後来，魏景蒙由香港办事处调回重庆，因为他应付外记者能刚柔并用，是电检圣手，我就把这副担子交给他去挑。因此，无形之中，外事科里的朱新民与郎鲁逊因电检而经常接触魏景蒙，就是沈錡与徐锺佩也因检查英文外电而找景蒙解决困难，於是，摆得外事科长季泽晋反而好像空闲起来了。说他空闲，实际也不。因为每星期的记者会发言人军事方面由徐培根将军一贯负责，他的切实诚挚，我们深庆得人。季泽晋除为他作译人外，无需多费精力。惟政治发言人，未能确定一个人，故必视国情之变化，随时邀请热门新闻的主管长官来发言，那就大费周章了。此外外记者临时找问题、求解答，在季科长领导下的外事工作还多得很哩。
国宣处国内部其他单位计有：彭乐善领导的广播科，由马彬稣任英文，郎鲁逊任法文，朱新民任俄文，以及对敌科全科合编的日文稿；李钦瑞领导的摄影科，有摄影员王介生、郭琴舫与顾炳梁；崔万秋领导的对敌科，有林忠、杨芳洁、吴世汉、彭泽源、张栋材、高璘度、胡风等以及陈耀柱预导的总务抖，连同编撰、外事，一共六科。此外，还有唐邻柏主持的「资料室」与邵毓麟主持的「日本研究室」两室。六科两室之外，还有两人值得一提的。一是秘书倪源卿。他负责给董副部长每周写一篇报告式的长函，遍寄国宣处国外单位主管，俾得沟通对国情之了解。这一套信，真写得深入而周延，封封都可作报纸专栏文章读，我钦佩他政治观察力之敏锐落实。另一个人是王家棫，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真美善投稿的常熟小同乡，中文有根柢，英文都看得懂，是翻译能手。我蔫举他为总统蒋公译了「荒漠甘泉」。最後，有关国宣处国内部，我们做成了一件空前也可能绝後的奇迹，不能不郑重一提。那就是经我们的努力，我们在重庆巴县中学成立了我中央政治学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一所专门训练国际宣传人才的新闻学院。这是显光兄深感国宣事务日见重要而真能胜任的人实在太少，因此决心要在重庆创立一所专门训练国际宣传人才的新闻学府，曾以此意面陈蒋公，当经垂示，如可得适任教师，当可准如所请。经显光兄乘随蒋夫人赴美之便，在纽约徵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爱克门的同意，跟国宣处共同合作创办这个教育机构。经过他的同意，国宣处聘甘露德（Rodney Gilbert）、贝克（Richard Baker）、德赖莱（Anthony Dralle）、劳杰士（Floyed Rogers）四位教授，而由克劳斯博士（Dr. Harold Cross）为我准备创立的新闻学院教务长率领来华。同时，在国内，我们就准备在巴中的外国记者招待所作各教授食宿场所，国宣处办公处专辟二室作课堂，并经呈准国民党中央把这新闻教育机构规定为中央政治学校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办的新闻学院，派定显光兄为院长，我为副院长。这学院办了两年，青年争先恐後以得入这学院为荣。学员每班以二十人为限，必须大学毕业。中国方面，我们请甘乃光教「中国政府组织」，潘公展教「三民主义」，马星野教「中国新闻史」，皆属实践必需课。可惜，如此难得的学府只办了两年就胜利还都而停办了。经其训练出来的人不到三十位，然皆有卓越之成就。今在台湾有政大教授王洪钧，英文邮报董事长余梦燕，其他我记忆可及的尚有前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参事周森镛，前驻牙买加大使凌崇熙，在联合国秘书处服务多年的李惠苓与他的太太殷珊姑，以及沈昌瑞（沈昌焕先生的胞弟）同他的太太欧阳美生，又有名翻译家高克毅的妹妹Julia Kao等，都是国际宣传处新闻学院训练出来的高材生。
实际这阶段国宣处的调整重心还在它的国外网，因为，中国既参加了太平洋全面战争是全世界抗暴联邦之一，宣传成了大家公开相互沟通的重要国策，自不需再像过去掩掩藏藏要假借外国人来推动我们的国际宣传了。因此在这阶段我们的海外宣传网面目一新，它的面，遍及全世界重要据点，每一据点站出来的主持者都是能文善辩兼具组织能力的上选干才。
当然，最重要的两个据点是纽约与伦敦。在纽约，我们找到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国际公法学者夏晋麟。他在美人丁丕来主持我英美宣传时曾在伦敦兼任宣传业务，颇露了几手宣传绩效，因此，在这需国人自主转变关头，我们就决定请他出来主持美国宣传重镇纽约办事处。他一开手就把他原办的「泛太乎洋新闻社」，改组成「中国新闻社」，向美国国务院登记为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机构，同时他立刻组织「中国新闻社」的「芝加哥分社」，由为在美中国救济团体服务的一位美国宣传家伊温斯（Henry Evans）主持。不久伊温斯应召从军，即向外交部商调副领事郑宝南继任主持之。夏晋麟又组织「旧金山分社」，初由前上海大陆报美籍记者罗斯孝（Malcolm Rossholt）主持，後罗斯孝亦从军，由国内调派沈剑虹接任主持之。很快地夏晋麟在一两年间成立了北美洲全面的宣传网，除上述三处外，复在华盛顿以前上海申报主笔陈冷血的儿子陈亦为主任，加拿大的蒙特娄以有修养而英俊的夏威夷青年余铭为主任，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以经济学教授林霖为主任。在他纽约的办事处里，夏晋麟特别倚重前上海大陆报记者高克毅，帮助他处理全盘行政任务之外，并把国内编辑「战时中国」的工作接办过来。另外还有一位林侔胜，是泛太平洋新闻社转任下来的工作者，主编一份杂志名「现代中国」（Contemporary China）。这两份杂志常给各国报纸与广播评论家引用反映中国的舆论。同时，夏晋麟又聘请前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组织中国问题讲演处，负责邀约并接受有关中国问题演讲的种种服务。我们如综合北美宣传作全面检讨，可以说它大量资料的供应能促成各办事处要什么有什么的要求，最大的功臣是前期已经说过的那个美国西岸范都拉由美籍牙医生史帝华博士主持的电讯接收站。太平洋战争一开始，我们就拨款加强这个收报台，并予史帝华以每月规定的薪给与办公费，使他这个私人收报台变成专为我国宣处每天二十四小时工作的正式地下收报台。史帝华的热诚与全部设备加强後与重庆国宣处巴中防空洞内发报台的紧密合作，使这一个电讯管道的供电讯真变成像自来水管供水一样的日夜不停。不独我们编撰广播写稿同人每天写的每一个字都由这管道流到范都拉立刻以有线电转送纽约交由夏晋麟处理，并转送各宣传据点，就是外国记者有些写稿（电稿应由我正式电报局受发、拒收），也很多代为电递转送。这是我们在北美宣传一大助力。
扼要检讨，我对美关系，虽径美国太平洋协会左烦势力造成了对我国极不利的劣势，但在联络美国重要传播枢纽，争取美国民意支持，我们还是胜利的。重庆的那一群流浪记者，虽在美国传播界翻起一度波澜，但太平洋战事实上还只有我中华民国在打，这是事实，胜过任何雄辩。因此，纽约时报虽经艾金森的歪曲报导变了质，但仍保持著窦奠安公平落实的记载。在这阶段中最早访华的美国名记者是国际通讯社的杨吉姆（James Young）。他本受日军之邀，要他去访日据大陆，遭他坚拒，反来重庆，适遇大轰炸，写了二十篇现场报导，被全世界英文报纸普遍转载，重振中国人在国际间之威望。第二批重要美国记者来华的是美国史格里丕斯——霍华德报系（Scripps Howard Newspaper China）与合众社主持人霍华德（Roy Howard）领导着的十人访问团。经蒋公亲自招宴霍华德，交谈甚久。霍氏本为日相松冈至友，今拒松冈邀而来华专访，返美写一系列澄清远东局势助我宣传的报导，其择善固执之态度令人钦佩。第三位美新闻界巨头来访者为北美报纸联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Baya Arch Gunnison），经蒋公亲自接见，其访稿遍载美国四十七家报纸。另外更如上期所述「时代」、「生活」、「幸福」三杂志在美最享盛名的发行人亨利·鲁斯的影响仍保留其对我主持正义、真理之原则。由此足见在这阶段美国传播界接受我以诚相见的宣传感染，在外交上多多少少纠正了美国政府对我态度的偏差。
叶公超在伦敦办事处的作风却跟夏晋麟在美国的大大不同。夏重组织而叶重说服；因此夏的成功，在能运用美国舆论群众的力量，来纠正政府，而叶的成功，在能说服英国社会菁英，造成督责政府的压力。这也是个人禀性的不同造成作风歧异。叶公超才华超人，自信力强，故大事一肩挑，什么事都不信别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因此，他总以为编新闻，印刊物，组织什么广播演讲团体等等我们学各国的宣传项目，都是做给人看的宣传表面工作，既成一个政府宣传机构，我们都应该做，但不会真有多少功效。宣传重心要具真功效，应下工夫选定重点，运用狮子搏兔的全力来擒住这重点而善为运用，这才能以不露声色的静态中发生惊天动地的绩效。他就以这个原则办我欧洲中心的伦敦办事处。处中办事人员最初只有「小猫两只三只」式的两个英国雇员，後来也只向总处调了朱抚松一人去做助理。因为，把重庆总处送去的宣传品照规定推动宣传业务，这些人的确够了。可是，这只是做给人家看的，他不信有任何绩效。有绩效的工作要他自己干。干，只干不说，默默耕耘，却建了很大功绩。这份功绩埋在国际宣传处的最高机密档案里，这份档案，我们没有移交给下任。因此，他在伦敦的真贡献，只有显光兄与我和他自己三个人知道，现在事隔快要半世纪，他和显光兄都墓木已拱，不妨让我这天宝当年的老伶工在这里重弹往事，揭开公超对国宣在英工作的重大功绩吧。
公超兄以为在英国宣传不同在美，因为英国是一个控制远东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念念不忘战後恢复其威势权力。故在英国，我们虽为盟邦，自己公开说话，不会像美国那样发生效果，故他认为在英国，做一些既为盟邦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真想发生效果，还只能凭他三寸之舌，说服英国社会菁英，来替我们中国说话。他在英默察了一年余，决定所选社会菁英应从四方面著手：第一方面，当然是新闻记者，第二方面是青年领袖，第三方面是书籍评论家，第四方面是广播评论家。再经一年余广交默察的结果，他竟能在这四方面找到了理想的对象。第一方面新闻界，他找到「星期日观察报」（Sunday Observer）与「曼彻斯特晚报」（Menchester Evening News）的记者格林（G. M. Green），第二方面青年领袖，他找到英国青年辅导会的教育主任杉姆森（Gerald Samson），第三方面书籍评论家，他找到了英国参议会（British Cuncil）的中国科长葛尔（E. M.Gull），第四方面广播评论家，他找到了前任北京大学英文教授现为英国广播公司（B. B. C.）华语主任的恩伯孙（William Empson）。公超达成这个任务时，适显光兄赴英，作口头报告。显光兄嘱其以实情密告我，在处存档并照拨所需款项。兹将公超英文来件，摘要译录如下：
「去年回国述职时，我们商定在英实施的反共与责共的秘密计画，经与有关对象接触，均已得预期的良好反应。当然，推进时并不十分顺利，屡遇险阻，皆经一一克服。所需经费，仍不超过董显光博士本年度允拨之两千英镑。」
「董博士今在伦敦，曾当面报告此案并详述效果。董公似甚满意，嘱立即以最机密方式向你报告存档，并将所需经费编制预算以便根据拨款。望在年底前照拨。
「兹将争取英国宣传对象案内容报告如下。
「㈠格林为「星期日观察报」与「曼彻斯持导报」记者，其评论中国问题态度公平独立最得美国读者之信任。他不断强调英国如偏向中共，英国在华商业必大受打击，日本败退後中国将无宁日。对中国今日之安定，他一再强调是蒋委员长领导之功，他在「星期日观察报」每期有专栏发表他的文章，故影响力很大。
㈡杉姆森原为路透社驻华记者故对中国具有好感，曾写有关中国的书三年内二本之多。英国青年辅导会常办露营，招集英国青年达五万人之众。他经常在营中自己演讲，并约请名人轮流作业，讲题每常涉及中国。同时，他另外在其他各处演讲且以英国新闻处职员身分出场讲中国问题，我曾听过他这种演讲两次，感到异常动人，特别对中共问题令人感发。他曾竞选议员，即在竞选演讲中也会提到中国的蒋委员长。他是一位很难对付的人，经常还怪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资料。
㈢书评作家葛尔，他是专喜欢评论有关中国书籍的评论家，颇受英国出版界的重视。初任英国参议会职，使因病退休，仍写书评，特别反共。「泰晤士报文艺附刊」、「星期日观察报」、「星期日时报」、「观察报」、「时与潮」、「十九世纪」等等刊物都抢载他的文章。
㈣恩伯森为前北大教授，今主持英国广播公司华语节目。自我来英设办事处起每年双十节与「七七」必有特别节目。最近四、五个月，经他的协助，使英国外交部给英国广播公司有关远东宣传指示，把中国也列入其中。我曾邀请他以顾问身分参加我的办事处。他以有背英国广播公司规定婉谢，但保证如有余暇必尽力助我。我提议，他们公司的国内部对中国常取不公平的姿态，希望有人能纠正它。他叫我找魏思德（Anthony West）。魏思德说，他只是一个编辑，恩伯森才是决策者。於是，我再长恩伯森。最後协调，得恩伯森与魏思德两人的合作达成了我的目的。後来，恩伯森得英国广播公司董事会通过一道对中国共产党的临时决策：对中共问题尽量采用最可靠的消息，并应注意国民政府是英国政府唯一承认之中国政府。在这决策下，魏思德的运用就左右逢源了。恩伯森大家只知道他是一位亲华的诗人，也不会有人怀疑他另有作用。实际他跟魏思德合作无间。
「我感到能得到这四人合作是异常的幸运。问题的艰险，只在我正式邀请时，倘被一口拒绝，这消息一泄漏，後果的可怕，不可想像。我可以用不著说，我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工作中有这一份最机密的活动。更要时时警惕的，我所接触的四方面，每方面部不会知道或猜疑我跟其他三方面的关心。因此，此後倘然要我继续这套工作，你必须给我绝对的保护与合作。
「临时我又想起，最好此款勿由银行汇来。应如何送来，当另函奉告，最好绕道第三国家。假定在两星期内不得我通知，我计画在年终返国面领，总计至年终需款一千九百七十英镑。以後公文中，切勿提起本报告。倘对本案尚另有指示祈用专差递送，切勿借用外交邮袋。」
公超对此专案之成功如此得意并慎重保密，即足代表其在英活动之全部作风：著重各个要点的说服，轻视广大组织的运用。实际，这也是配合英国政治环境不同美国最适当之措施。至其报告结论中所提拨特款问题，他有详细报表，说明用途，可以说，涓滴归公，无一文无著落，惟这才真是国家机密，到今天，这份支付报表还不便公开。显光兄和我是绝对信任公超的，我们确信他一人的机密活动可以比之在美洲几十人组织活动的绩效而过之。邱吉尔的狡猾，只怕战後中国之强大，尽量在外交上压抑我们，然仍不能不顾到自己国内舆论主持正义一致反共的督责，仍尊我为四强之一领导联合国，仍取消帝国主义动机订定屈辱我的不平等条约，仍邀我参加共同商定胜利条件之开罗会议，最後竟不得不接受蒋委员长由美国单独主持日本投降之建议。这一些都是公超幕後活动不见经传的功绩，知之者只有显光兄和我两人。
国际宣传处的组织是配合抗战需要来作配备的，因此，欧洲重心只在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忙著自救抗德，都没有闲情来顾到远东，因此，我们除在巴黎设一个发发宣传品的小办事处外，其他欧洲各国都不设处。为了同样理由，我们在亚洲，配合抗战需要，只在香港设一个办事处，为我宣传出进的吞吐站。香港沦陷，主任温源宁离职回去做他的立法委员，董寿彭也辞职他去。本阶段初期，缅甸未失，我们在仰光设办事处代香港执行吞吐任务，不久，仰光又陷敌手，这个吞吐站又不得不转移到印度的加尔各答。缅印先後两个办事处皆由原为青年会总干事的骆传华继任之。说吞吐，事务相当繁重，应分人与物两大项分别处理。论人，凡受国宣处邀请或自动访华的国际知名人士，要到重庆都由这吞吐站迎送招待。论物，凡国宣处这个供应中心所制宣传品，例如新闻印稿、小册子、书籍、照相片、录音录影带、电影片等皆由这吞吐口分别转送给国宣处海外各办事处。
国际宣传处在重庆末期算是组织最完备人才最集中的阶段，可是如上检讨，组织还是那么简单，人员还是数得清的那么几个，然其发挥出来的影响，确能在美英两国树立公正有力的舆论，使中国外交尚不致在罗斯福的颟顸与邱吉尔的狡桧运用中，完全崩溃下来。我可以坦白检讨，国际宣传处实有挽救危局的功劳。同时，我也需承认建立这功劳的人，谁也没有份，只是显光兄是一个领导有方获此成效的人。可是，显光兄并没有什么超人能力，他的领导之能发生这样伟大效果只靠他得蒋公的倚重与日俱增。国运转入最後决胜败这个重要关头，蒋公警惕，外交枢纽亲自掌握，凡有关国策转变的国际要人来访皆亲自谈判，而这些重要谈判进行中，必由夫人从旁襄赞，显光兄担任翻译。蒋公重视这些谈判，每次谈後必有中英文纪录，因此显光兄一边翻译一边还得把双方谈话内容记录下来。客去，他赶回处，立刻把两方谈话尽量如实写成英文，交我赶译中文，驰返官邸交蒋公核可後，英文赶送对方，中文归档。所谓这阶段来华的国际要人，例如，珍珠港事变前率领美国军事访问团来华的麦格鲁德准将，罗斯福特代表白宫行政助理居理。珍珠港事变後，来华商太平洋战区合作事宜的英国戴尼斯上将与威佛尔总司令，美国勃兰德总司令。跟上来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纠纷与陈纳德建军的接洽，并与美国中印缅空军总司令史德莱登因将军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的商谈。最後，赫尔利来华的解纷与魏德迈及索尔登将军的任命，以及美国副总统绕道莫斯科来华之访问。同时，元首出国亲自参加外交工作，一次访印度，一次出席开罗会议。皆由显光兄随往任翻译。凡此外交活动，先後都是元首自己智珠在握，随机应变，我们国际宣传处因为显光兄的参与密勿，也可以跟著外交上的转变，丝丝入扣地作宣传的配合。更因为这一点关系，国际宣传处树立了发表中国重要新闻最迅速最正确的权烕，予我们宣传运用以最强有力的臂助。
略得温馨的贫瘠私生活
我前面已经肯定指出，太平洋战争中在美国太平洋跃岛进攻的战略未成熟前，还是由我中华民国，在缅甸打外线，在中国大陆打内线，一肩挑起来的。业已经过了将近四年苦战的中国，竟还能够继续挑起这样的重担，这不是不可想像的奇迹吗？
有人说，这奇迹是可以想像的，因为，中国参加了国际战，自有友邦的合作可为支援。对，我们的确有友邦，这友邦是自认为负担自由国家共同兵工厂重任的美国。那时期中，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租借法案」来实践美国为国际兵工厂的承诺。因此，我们检讨这奇迹的奇不奇，只需检讨美国的「租借法案」究竟帮了我们多少忙？大战结束後的统计表示，英国在美国「租借法案」中所得的物资最多，相当於二百七十亿美元，苏联次之，得相当於九十亿美元，而我们中国所租借到的物资仅相当於十三亿美元。实际我们收到的还不及此数之半，因为有些物资运经西伯利亚被苏联扣留了，有些运经缅甸、印度被英国借用了，还有好些在日本投降时还留在印度的仓库里的，经马歇尔下令就地焚毁了。就是这戋戋的六、七亿美元的租借物资运到中国还多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完全用在与他自己有关的「中国驻印军」与在昆明的「远征军」。因此，中国其他抗日部队可说未沾美援涓滴的光。可是，忠厚的中国政府，借款照偿，分文不少，完全用「反租借」方式抵偿。所谓「反租借案」；是美国在中国境内造飞机场，买粮食，发薪饷等等费用，多由中国政府负责给付来抵偿「租借法案」借到的美援物资。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在大平洋战争中名义上得到了美援，实际我们虽增加了一个缅甸战场的负担，并没有得到任何美国经济支援的实助。可是，珍珠港事变之後，顽敌日阀急求抽身中国泥淖，在我大陆迭发大规模之攻势，迄其最後投降之日始终没有停止过。最令人不可想像的是敌攻长沙，二十八年、三十年两次失败之後，在其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动三个师团、三个独立旅、二个炮兵旅、一个工兵旅，一个飞行团、一个野战输送队，一齐出发，分路第三次进攻长沙。经国军坚强抵抗，苦战了十一日，竞杀敌盈万，打了一个大胜仗。此後，三十一年的浙赣会战，三十二年的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三十三年的豫中会战，这些大陆会战之外又加上史迪威在缅印发动的两次缅甸争夺战，我们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中这样只有牺牲一无所得的出力贡献能不说是奇迹吗？这一连串奇迹中最奇的成功，是在三十三年底三十四年初日阀在大陆作最後挣扎，集中最後可能调动的兵力，遵我国宣处过去绕道广西贵州入川的西南公路，从南面进攻重庆。他们竟能一路顺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占桂林，十一月十一日占柳州，十二月一日占贵阳，二日竟占领了直逼重庆的独山。卒经蒋公以处变不惊的态度，一方面发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员号召，一方面调动精锐部队迎战，并派何应钦等政府要员亲赴前线抚慰军民，竟能转危为安，在三天内打退了敌人。这三年中一连串不断的大陆抗日大会战都靠我们自己的实力，并没有沾一滴美援的光。试以美援空军为例，罗斯福曾亲允蒋公拨飞机五百架助我组织新空军。五百架的承诺的确实践了，可是只组成美国十四航空队，名义上归同情中国的陈纳德为司令指挥，而实权还操在史迪威的手里。史迪威奉美国国务院以政府命令方式，规定这五百架飞机中的两百架指定只尽保护他在印度练新兵所用机场的任务，不作支援中国部队之用。剩下来的三百架，史迪威又指定以一百五十架专用在缅甸战场，因此陈纳德这个空军司令可以掌握的只有一百五十架了。就是这一百五十架，开动要用汽油，汽油又控制在史迪威的手里。陈纳德想驾机助中国部队作战，向史迪威要汽油，好像叫化子要饭那样艰难。在豫中会战十分紧急的时候，蒋公电史迪威拨汽油并令停在成都机场的美机起飞助战，史迪威竟敢置之不理。因此，只需以空军为例，大陆部队的抗日未沾美援一点光，偏可概全了！
不沾美援光，这三年苦战竟能自力撑下去，这奇迹一点不假，简直不可想像。但，不可想像是局外人釐测的外行话。我们自己检讨，这显然是蒋公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成功。这战略所估计力量供应的来源只简简单单两个根：一是「广土」，二是「众民」。我们要克服顽强的暴敌，唯一必胜的办法是使它陷在广大无垠的中国领土内受不屈不挠十亿中国人的包围，无以自拔。但「广土」是自然的贡献，我们何幸得此不劳而获的天助；「众民」却需要人为，必须把在战争促成的贫瘠环境中颠沛流离像一盘散沙似的十亿中国人，前线後方打成一片，心连心、手连手，形成一个克敌制胜的大团结。这才是真力量。我们贫，我们瘠，可是我们有必胜的信心，我们在贫瘠生活中直感到士气如虹，壮志凌云的一股豪气，激发了中国一定强的自信。
说我们贫，这一时期的确穷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我们原本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竟能抵抗顽强日阀六七年，全国上下，当兵的当兵，逃难的逃难，剩不到几个人从事生产，真拚得民穷财尽。政府的收入必然因此而减少，可是仗还是要打下去，战费的支出却必因此而增加。这样的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怎样还能维持下去呢？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加印钞票来饮鸩止渴。这个「鸩」，是明知故犯的通货膨胀，物价日长夜大，永无止境。在这恶性循环的经济状况中受打击最惨重的是拿薪饷过日子的前线士兵与後方公教人员。因为薪饷是固定的收入，物价却是天天跳高的支出。以抗战最後阶段民三十三、四年比之七八年前抗战开始时的物价，竟跳高了五百倍，战前米价十块钱一担，抗战结束前涨到五千元一担。
这样的全国经济状况当然影响到我们当时在国际宣传处里工作者的私生活了。我们国宣处同仁的生活与一般党政机关有一个绝对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公家照顾到职员私生活，例如无偿供给职员个人与家庭宿舍，与单身职员的伙食，同时待遇无职级之分，副部长处长食宿与最低级员工没有多少差别。
我们生活得几像讨饭叫化子那样的穷，可是我们穿著打上「补钉」、「後顾无忧」的裤子，踏着露趾脱跟「空前绝後」的鞋子在大街上走，自己当然还是昂首挺胸高视阔步，一点不感到寒酸，就是一般人也不会因我们衣衫褴褛而轻视了我们。因为，这时候，特别在重庆，穷是普遍的，褴褛变成了社会上正常的现象，富反而成了特殊，锦衣玉食因此竟是大家侧目的反常现象，大家穷而你独富，必然犯了囤积居奇之嫌，有钱人只能关上门在人背後享受，谁也不敢驰骋在人面前，炫耀他们的财富。那时候的大财翁，大家知道，是往来滇缅公路上开巴士或卡车的司机，因为他们每开一次由仰光回昆明的车，必能夹带价值几十倍甚至百倍以上的大批私货，变卖发财。但，这些司机虽住著高楼大厦，尽量享他人背後的艳福，可在人面前还不敢抬起头来。因此，穷比富高，是我们这些公务员在那时期足以自慰而自傲的心态。
「贫」虽打不倒我们，「瘠」的压力却使我们几有难以抵挡之势。这是生理上的困扰，给我们的体康以重大的威胁。最主要的因素是重庆这个山城而兼雾城的地理环境予我们生活以沉重打击。
说它是一个山城，整个重庆的马路都是忽高忽低，上坡下坡，波浪式的路面。因此，我们不坐公家汽车，惟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是公共汽车。可恨我这昂藏六尺之躯，站在公共汽车里，头会触到车顶，无法看到车窗外的站标，常常误站走许多冤枉路，因此怕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不坐，重庆还有另一交通工具可利用。那就是人力车。可是，坐在人力车里，你会抱着倾倒出来的戒惧心态看拉车的人往前冲。因为，路面是波浪式的，上坡时，车夫当然拖著车梗一步一步慢慢向上爬，可是到了下坡时，他竟会把车梗跷得高高地，两脚点地像是腾云驾雾般让车子自己滑下去。你坐的车身当然向後翻，使你感到随时会像畚箕里的垃圾向後倒出来。因此，人力车我也不敢坐。公共汽车跟人力车都不坐，我在重庆的行，就只能靠自己的两条腿了。以营养不足之躯，公私往来全靠自己走，难怪我在英国大使的酒会中会昏倒在地了。山城的另一予我们生活的打击是水的供应。重庆的自来水平时供应无缺，不幸遭日寇轰炸之後，水管多处受损，致令其供水时断时续。当其断时，我们不得不专雇大量工人向嘉陵江里去挑水供大家应用。遇到这种时期，真变得滴水如金，除了煮饭浇菜之外，洗身考虑只能在极省俭的限度中进行，这又构成生理健康的一大威胁。
真正构成我们生活最重大的威胁，还是重庆的雾。说到雾，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应该谢谢它。因为雾保护我们不受敌机轰炸之苦。一年十二个月，重庆在雾的笼罩下，自八月至明年三月一共八个月之长，因此，无雾季计只有四个月。可是，不谈轰炸来估计这每年八个月里在浓雾里的重庆战时生活，实在是不可想像的艰苦了。俗语说：「蜀犬吠日」，真是描写重庆雾中生活最确当的四个字，因为，大家习惯过著不见太阳的日子，太阳偶然露一次面，狗都要叫了！浓雾把每个人裹在水蒸气里，空气的污浊可以想像得之，因此，使我们的「贫」带来了严重「瘠」的威胁，流行著各式各样的病。最普遍的是疟疾，在雾气包围中，蚊子孳生多，疟疾传染自然快。吃了杂物淘不尽的「八宝饭」，这些小东西经常沉湎到「此路不通」的盲肠里而生盲肠炎。在这种环境里跳蚤、臭虫多得无孔不入，不独在床上横行，还会侵入办公室，钻进办公的藤椅里。我们要叫工友隔些日子用开水浇大家办公的藤椅，因为不浇，坐上去双手搁在扶手处不久就会发痒。重庆山城没有鱼，大家不养猫，变成了老鼠横行的世界。它们多得不怕人，竟至白日过街也没有人叫打。因此，伤寒也变成很流行的疾病。总结一句话，在这长期看不见太阳浓雾包围的环境里，就算侥幸没有得什么病，也都是东倒西歪的病夫样了。我自然不会例外。说苦，这才是我无法担挡的苦。
所幸的是，在这贫瘠交迫的环境中，我的生活竟得到少许温馨的慰藉来支撑我的奋斗。抗战退到重庆，国宣处的同人，都从武汉时期的单身汉变成有家有室的夫妻档了：有的是童男童女配成了对，有的是妻儿留在沦陷区接来团聚。促成大家欢享家庭之乐方面，我贡献过很多的助力。现在，眼看珍珠港事变後的日寇凶势香港就要沦陷，由上海转飞重庆的唯一交通管道就快断了，益以上海租界不再是可免敌胁的禁地，那么，轮到我自己，到了非把馥贞和三个儿女接来不可的重要关头了。於是，我转托国宣处香港办事处的董寿朋给馥和子女买四张由沪渡港的船票（那时候还没有空航）寄给馥，俾到港後直飞重庆，并函嘱馥作配合准备。同时，我在巴中也扩大我单人宿舍为家庭宿舍，以待全家欢聚。不料，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馥贞动身的消息，事後真相暴露，馥贞已断了到重庆来的念头。这打击，只起因於董寿朋的一时疏忽，他买好了船票，摆在抽屉里忘记就寄；韵贞久候无聊，忽发现自己有几根白发，到理发店里去染发。那时染发用一种烧热的药胶细心一点一点的涂，不幸那理发师一边染一边与人口角，不慎药胶滴在头皮上，馥惊叫止染已来不及，头皮中毒回家整个头睑肿成一个大皮球；医生来，嘱把头发全部剃光才好上药。因此，馥无法登程，船票寄到，只能叫长子坦（乳名大宝）一人渡港飞渝了。以上这些情形还都是大宝到重庆後告诉我的。
大宝来重庆之前，珍珠港事变後发动的大陆青年大批西涌的浪潮中先带了一位女青年到我的身边来。这位小姑娘，名叫梁琼枝，是晰女（乳名妹妹）在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的同学。它只身走河南、山西那条艰险的「蜀道」到重庆，持妹妹函介来投奔找我的。我为了她，特别在我迎眷新造的家庭宿舍四方的起坐间，划出一角小四方，筑了隔墙，另在外墙开一门，做它的卧室。大宝来就在我卧室里加一床，於是我这四五年独身独宿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办公回来总算有两个男女青年作伴了。这两个男女青年在这样天造地设的环境中，当然会谈起恋爱来，於是在抗战结束之後回上海，梁琼枝竟变成了我的儿媳妇！
跟著太平洋战局发动的大陆同胞西涌浪潮到重庆来的亲友，还不止大宝与琼枝两个人。他们之外，我的四个弟弟除耀仲因许多老病人的牵挂无法离沪，其他三个都先後到了重庆。三弟光叔是上海市政府的医务人员，当然带著弟妇（也是护理）跟市府西迁大队来重庆。不幸中途翻车，弟妇丧了生。四弟叔懋是国立音专毕业的声乐家，也带著他的未婚妻沈康君，跟著国防部的康乐队来重庆。我特别帮他筹备开了一次表演歌艺的独唱会，并且後来借我的宿舍做他的新房主持他与康君的婚礼。五弟季旸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随局来重庆，後因与局方意见不洽，辞职住在我处。我另在我的宿舍旁筑一小屋居之。三个弟弟之外，亲戚之来渝者有母系表弟沈泽苍任重庆卫戍司令钱大钧部下的要职，表妹壻周时申为钱的秘书。两人皆携眷，我跟他们经常互访盘桓。四弟妇康君即为泽苍妹妹，故其借我宿舍作新房时，泽苍夫人还在前一天到我宿舍来为妹妹铺牀。
当然，大宝与琼枝的朝夕盘桓给我枯燥生活以无限温馨。我在每天公余之暇有一个算似家的场所，解除我的寂寞。他们来时都在冬季，要考大学，还得等六七个月。在这六七个月中，我公余回家他们陪我聊天，每个星期尾必陪著我走到都邮街，不是看一出那时盛行的话剧，就是看场电影，然後吃一次小馆子打打牙祭，再说说笑笑回家。後来，学期开始，大宝考取了在重庆的交通大学，琼枝考取了在成都的燕京大学。琼枝读新闻系，是她原选定的。大宝初选机械工程系，後我偶然听到一位美国访华专家的演讲，批评中国专注意训练工程师，不注意训练管理与使用工程师的专家，是一大缺点。我受到他这一点启发，大宝回家即以此意告之，他立刻感到如开茅塞，回校即转企业管理系，走定了他终身职业成功的路线，我甚感快慰。
大宝琼枝之来慰我寂寥，的确带来了不少温馨，可是馥贞带著妹妹和小宝（次男堉的乳名）留在上海，已失租界过去掩护安全的保障，并传闻馥因未成行已患了失眠症，使我忧心忡忡，坐卧难安。民三十三年秋，我听到杜月笙先生有由上海接眷来重庆之意，因即赶赴南山，亲访杜月笙，恳求其接眷时连我的眷属一起接来。初意这不情之请，不知要增加杜君沿途照料多少困难，难得杜君的首肯。不料杜月笙真是侠义之徒，一拍胸脯立刻答应，并且保证安全。这真使我喜出望外。那时候，重庆与上海音讯早就断绝，无法通知馥，只能靠杜君地下电台转告准备。同时，我另一母系表兄沈次良适任西安中国银行行长，我与他联系，他允许派一辆旅行车到敌我阵线分界点，界首，迎接馥贞母子三人送来重庆。我暗中估计，这一次借杜月笙这位闻人的努力，与馥贞团聚决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的落空。万事具备，只需耐心坐著等好消息。谁知道，也竟像上次一样，左等无消息，右等还是不见踪影，无可奈何，最後不得不再度走访杜月笙问一个究竟。不料杜君告诉我他的夫人姚玉兰由赵佩钦伴同，曾偕同馥贞带著妹妹小宝从上海出发来重庆走到南京还由南京伪政府中杜月笙的门徒某耍人招待留宿。不料此时苏北豫东战争突发，界首这个敌我战线交通点已失其交通的功能。此路不通，他们只能回上海再等机会了。真想不到，我跟馥贞得到了杜月笙这样一个权势通四海大力闻人之助，还是缘樫一面，遇到第二次同样的挫折。我真著急，不知道馥贞怎样能抵挡这样沉重的失望打击！就是我自己在贫瘠环境中挣扎奋斗了三年多，幸得最後阶段少些温馨的抚慰，受此最後失望的打击，也有些支撑不住了！
後患无穷的抗战胜利
我快要支撑不住，不料日本军阀经我国八年苦战的折磨和美国两颗原子弹的威胁，竟比我更糟，先我支撑不住而垮了下来。他们的天皇在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正午从广播中宣布他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全国同胞听了，不约而同发狂似的欢声雷动起来。我们国宣处是广播科长彭乐善最先听到的。他一听到立刻走告显光兄与我。我得此消息後，立刻拉了大宝向房门外冲，高声大叫：「我们胜利了！」这一叫，引发了很多饭厅和家庭宿舍里刚在吃饭同人和家属的惊骇。大家冲出来问，一听我不断高叫这五个字，大家同声跟著叫；不一会儿炮竹、鞭炮跟著爆开来；铜盆、皮鼓，可以敲得响的东西同时都出笼了。人越聚越多，巴中四五个机关，连同记者招待所里的外国记者都跑出来，很多人拿著不知什么地方来的酒瓶互递著喝。边喝，边叫还彼此拉著抱著跳著舞。真可说，大家仍觉得不知应作怎样动作才可以表达他们的高兴！後来知道，这情形不独重庆市，全中国大城小镇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作中国民意自发自动的一次大表现。主席蒋公夫妇受此感应，也坐著敞篷汽车环重庆市行驶一周，接受民众的欢呼致敬。
然而蒋公睿智知道胜利带来的不是享受而是警惕，所以他在八月十五日广播告全国军民时提出警告说：「正有艰钜的工作要我们以战时同样的痛苦，和比战时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设。或许在某一个时期，遇到某一种问题，会使我们觉得比战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随时随地可以临到我们的头上。」
他说的「某一时期」实际指的是「当前现在」；他说的「某一问题」实际指的是「共匪的叛乱与俄帝的策应」，不便明言，可是这就是他立即要面对疏解的问题。
蒋公是确遵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传统文化领导建国的。故他在日寇投降之际即抱「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胸襟来处理日本投降後的条件，坚持盟邦应：㈠不取消日本天皇制，在政治上保持日本民族心理团结的核心；㈡不要求赔偿，在经济上，予日本以国力复苏的机会；㈢不效德国受降分别处理割裂国体的恶例，力主由美国统一负责。日本能有今日之富强，实皆受蒋公当年仁爱为怀之赐。对敌如此，蒋公再回顾国内同胞，受顽敌八年蹂躏的痛苦，社会紊乱，经济凋零，人民生活部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故力主召开国民会议，订定宪法，建立民主政制，以完成孙总理建造民国，中国国民党还政与民公天下的宏愿。因此，战後施政，蒋公本其贯彻总理遗训，遵行传统仁爱，双重心理感召影响之下，必然要迈向和平路线，决不应作再燃战火的考虑。不幸事实环境的发展，逼著他不能不受这考虑的挑逗。
这种环境的发展，应从两方面追踪检讨。一方面主动的一条线——是共匪的乘机跋扈嚣张；另方面配合的一条线——是俄共的狡狯进军助恶。
先从主动线共匪嚣张来检讨。蒋公早就料到共匪乘抗战坐大，对日作战结束後必有异动，故於日皇投降第二日，八月十一日即通令全国各部队，沦陷区各地下部队以及各地伪军就现驻地负责维持治安，不得擅自行动，听候政府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来执行受降的一切规定。同时并专电令中共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说：「政府对於敌军投降一切有关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料朱德不仅抗命，并在同一天发布七次命令，指示各地共军全面行动，目的在扩张控制地区，占据交通重镇，朱德同时迳自对中央国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㈠对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协定须得中共同意；㈡中共部队有接受敌方投降权利，收缴其武器与资材；㈢中共有权派代表参加接收敌人投降及处理敌人投降後工作；㈣中共有权选出代表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㈤请蒋委员长制止内战，中共与国民党分别各自接受其所包围之敌军投降；㈥立即成立联合政府。朱德以一个集团军司令地位竟不遵政府命令擅自调兵遣将并向政府提出这样荒谬要求，显已犯了触犯国法的叛乱罪。蒋公身为国家主席，按法论理皆应把他撤职查办，处以极刑。然，假定这样做，抗战前只剩三万人的匪军，今乘抗战坐大，已养成了三十万人武力的部队，正在借朱德之手要挑动他们夺权的内战。这是放在蒋公面前的一个选择。蒋公一本传统仁爱与总理遗教，不忍十亿同胞八年抗战後，重遭内战的灾祸，希望共匪也是中国人，能受其忍让的感化，革心改过，参加共同建国的行列，因此，不理朱德的挑衅，於八月二十日迳电毛泽东，盼他速来重庆共商国是。这是蒋公面对重燃战火的挑逗，竟能抑制自己执行国法的权威，把叛徒提升为谈判的对手，慎谋能断，忍让为怀，来促成团结建国的宏愿。这也是毛泽东想不到的一个意外收获，因此，他竟加劲刁难，说，政府不改成与共党合作的联合政府，他不会到重庆来的。於是，那时候还受太平洋学会迷醉的罗斯福驻华代表赫尔利竟不惜纡尊屈驾飞到延安去劝驾，毛泽东才故示卖美国的面子於八月二十七日飞来重庆。他在重庆住了四十一天，跟蒋公会谈了五次，并在欢迎他的酒会中举杯高呼：「蒋主席万岁。」适逢双十节他更与蒋公共同发表了一篇「会谈纪要」，声明「必须共同努力，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同时也表示共军「愿由现有数目，缩编为二十四个至二十个师，并将应整编的部队移至陇海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可是蒋公在其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告诉我们道：
「这四十一天的商谈，吸引了全国的视线，掩蔽了匪军的实际行动。匪军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呢？据重庆新华日报十月十七日发表，从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各地匪军占据城市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路上都控制若干据点，妨害华北和华中的若干交通要道，并威胁了山海关到杭州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陟的黄河沿岸，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
毛泽东这样目中无人的篡政夺权，论者都以为他胆大妄为冒著自己颠覆危险干的，实际，奸诈如毛，决不干冒险的事，他夺权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因为，他知道，他背後有史达林撑著他的腰。这就把我们的检讨发展到挑逗 蒋公重燃战火第二条配合线，俄共的进军助恶了。
史达林进军助恶阴谋的根，种在三十四年他跟罗斯福签订的雅尔达协定时，他强迫罗斯福出卖中国利益来换取苏俄的对日宣战。实际，史达林在出席雅尔达前，早知道日本要投降的了；因为，驻莫斯科日本大使正在他赴会前，恳求他转劝英美，缓和日本投降条件。史达林赴会时明知，苏俄对日不宣战日本也要投降，其宣战已失去致胜的效力。可是，罗斯福赴会时，却满脑子灌满了国务院左倾分子的蛊惑，以为，苏俄不参战，日本还会坚强抵抗下去，美国最少再要牺牲一百万青年壮士的生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因此，史达林乃得利用罗斯福的颟顸，甘心出卖友邦中国的利益，满载他敲诈的收获而归。
史达林的奸诈手腕技术之高，我们今日回溯，可说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历史上的千古绝唱。他第一手要强夺我东北战後的控制权，不自己出面而藉美国的手做他代罪的凶手，同时更获得了英美协助他成功的保证，这已是了不起的手法了，可是，他还能得了美国在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在雅尔达秘密协定上签字的承诺後，帮他保守机密，再拖四个月，到了同年六月十五日才由美总统杜鲁门通告我们的蒋主席，并提要求，迫我把美方承诺一一写在与苏俄专订的和平盟约中。因为，这样拖是配合他对日宣战的机诈策略的。史达林既早知日本要投降，他对日宣战能配合日本投降的日子越近，他所负作战的担子越轻。我们追溯史达林运用其宣战而不作战，实收作战胜利丰硕果实的手腕之机诈，真可说丝丝入扣，配合得天衣无缝。当然，天真的美国帮了他最大的忙，在三十四年八月六日对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第二天七日又在长畸投下第二颗。史达林抓到机会就紧跟在美国投原子弹之後，八月九日由其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面递苏俄对日绝交宣战书。更紧跟著第三天八月十二日苏俄驻在我东三省边上的部队，由绥芬河、满洲里、外蒙，以每日行军一百公里的速度向东三省的日军三路进攻。日军不胜原子弹威胁无意作战，故多不加抵抗，俄军不费一弹不伤一人，长驱而入我东三省，成与敌对峙的形势。日本天皇又紧跟著在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於是抗日盟军就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不规定东三省的宗主国中华民国为东三省的受降国而以苏俄代之。最令人难以想像的，史达林竟能把中国承认苏俄在东北特殊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拖到日本投降之日同日在莫斯科签字，使苏俄在东三省除得受降特权之外，并得运用旅顺、大连两军港以及中东铁路运输中国政府允诺的特权。更令人不可思议的，他竟得以受降身分，没收全部在东三省敌伪军的武器与物资之外，并把听有工厂与生产建设不问产主谁何全部拆卸装车运至苏俄。按国际公法规定，受降时没收标准以敌方武器与可携动的物资为限，不动产绝对不在没收范围之内，更何况有许多并非敌产而是中国政府公产，中国人民私产，史达林这种措施简直是盗匪劫夺行为。可是他把所夺武器都送给共匪外，并故意阻止国军登陆，延宕移交其受降地区的控制权，并收容伪军以培植匪军的壮大，影响此後大陆变色，实为罪魁祸首。近代史学者黎东方先生在他所著的「蒋公介石序传」一书里公然主张，在这时期，中国对苏俄应采取断然宣战政策。他说道：
「上策是对苏联宣战。因为以我个人的浅薄知识，敢说苏联在战後的实力不比我国的强，而它对我国是外线作战，我国是内线作战。我们能切断它的西伯利亚交通，斜穿俄属中亚细亚，直捣乌拉山之南，转向黑海之北的乌克兰；它没有力量奈何我的四川、湖南、与江浙、两广。」
我非常同意黎先生的这样军略研判；同时，我还要加一点国际有利因素，那就是，我如正式跟俄帝作了战，美国必加强支援我。因为，中苏战，无论怎样解释，必然确证了俄帝的侵略真面貌，破碎了美政府以苏俄为建设战後和平夥伴的幻梦，提高了美国政府俄帝如控制中国对太平洋甚至美国本土安全威胁的警惕。故我们可正确预断，中苏真开了战，美援之来必改我之争取为美之争授，成为我胜利之一大助力。
我相信，黎东方先生和我都看得到我国对苏宣战的有利後果，睿智如蒋公，怎会看不到。可是，既能有这样克敌制胜的把握，为什么蒋公对史达林的压迫又这样的忍让呢？这就回到我要说的本题，蒋公还是要贯彻他遵行传统仁爱与总理遗训，不忍在十亿同胞遭八年抗战蹂躏之後，作重燃战火的考虑。他宁愿竭他的心智，在不燃起战火尽量保持和平的限制原则之下，对内应付共匪的叛乱对外抵抗俄帝的侵略。坐令八年抗战换得的胜利，带来不易解决的无穷後患，要他含著苦水一口口往肚子里吞！
这时候，国际宣传处在一度狂欢之後，就要配合党政中央的行动，作还都作业的准备了。不料在这紧要开头，显光兄忽作功成身退，辞去他连任八年宣传部副部长之举！实际，他这样做是受了他夫人董嫂连年唠叨的压迫，适在此时作了最後的爆发。「功成身退」只是他冠冕堂皇对外解释的口实，实际原因是吴国桢做了抗战以来第十个宣传部长。八年抗战中，显光兄得领袖的倚重，事事参加密勿，可是宣传部长去去来来换了九个，最後来了吴国桢，竟是他女婿陈植在美留学的同班同学。董嫂看著部长轮不到显光兄，历年以来她满肚子不平之气已成了显光兄听惯了的耳边唠叨，可是，这一次女婿的同学做了顶头上司，显光兄真到了无言可抚慰妻子不平的最後阶段了。适逢此时，日皇的投降解决了他的困难。於是他才痛下决心，辞去副部长一职，带著妻子迳飞美国，过他的退休生活去了。
他一去，把整个国际宣传的重担扔到我的肩头，做一个有实无名的负责长官。因为，国宣处名义上虽属於宣传部，实际上是由显光兄以宣传部副部长名义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直接督导执行任务的，因此宣传部部长向例不管国宣处的事。现在，显光兄一走，党政中央并未派任何人继任他这特权的副部长，无形之中，他所遗的全部职务不得不由我一肩挑起来了。
我在这时第一件负责要做的是把八年来经之营之促成的国际宣传处整个组织从重庆搬到南京去。搬家重心要总务科负责，这时候，原任总务科长陈耀柱因贪污撤职，由资料室主任唐鲁滨继任主持总务。唐是一位有干才的标准中国读书人，并喜听音乐，常携若干管弦乐队的唱片到我宿舍来，一壁伴我听音乐，一壁与我上下古今无所不谈，因此我深切认识他而倚为办总务的助手。现在，遇到这大搬家的重要任务，他的确不负我的拔擢，办妥了这份艰钜工作。现在，顽敌投降，四川的大门，长江三峡已畅通无阻，故我们设计原则，把还都同人分两批成行。第一批是差不多全部总务人员与各科处大部分中下级人员，带同全处物资档案，雇了一只大船沿长江冲破三峡而下，直驶南京接洽安顿办公与住宿场所。这是我派给唐鲁滨的任务，要他做此行带头实践的领导人。第二批，酌留各科处高级有能力者每科一或二人，随同我本人配合政府施政，继续国宣业务，准备陆续分批最後乘飞机还都。鲁滨遵嘱带了全处大部分人员与全部物资先行，我嘱大宝在学校请假跟著同人坐船由宁转沪回老家。琼枝已从成都来渝，在美国驻渝军部中找到了工作。因此，她得利用美军飞机的便利也飞回了上海。直至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我才跟著政府正式还都，乘飞机离开重庆到南京，结束了我茹苦含辛八年的抗战生活。可是，我仍然心茫茫，眼看国是前途铺满了荆棘，真不知有多少问题在等著我去面对解决！
左倾幕僚操纵华府
显光兄以为抗战胜利，他忠贞报国的心愿业已达成，可以功成身退，无愧於心。实际，胜利後政府堕入比抗战更艰苦、更坎坷的陷阱，需要国际宣传的配合作业，至殷且切，他的功尚未全成，他的身当然不应引退了。可是，他竟拂袖而去，扔下这件郑重的湿布衫，让我这小小处长，从民三十四年八月十日起，到民三十六年五月三日成立新闻局止，整整一年零九个月做著有实无名、独挑艰钜宣传作业的领导人。这一年零九个月时间虽不算长，可是我政府的处境却是，国际友人诸多不谅，外敌内奸串连篡夺，使我个人肩此宣传疏导的重任，实可说是我一生中面对的最艰苦奋斗的时期。这一年零九个月，我们如以匪在和谈中态度转变作标准，很巧合地可分成两个阶段来叙述；第一阶段我政府尚在重庆，从日本投降日起到还都日止，九个月，为「匪态伪善阶段」。第二阶段，从还都日起到国宣事业由处改局，显光兄再起主持日止，整整一年，为「匪态恶化阶段」，兹拟分段详述我在这两阶段中独挑艰钜的困斗经过。
先述第一时期，我们在重庆时「匪态伪善阶段」。我拟从国际友人诸多不谅著手检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区打败日本军阀是我八年苦战纠缠的效果，胜利论功，应居首席。同时这八年苦战把我全国打得民穷财尽，疮痍满目，亟需外援来助我重建家邦。战後世界局势，只有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充实了国力，可以资助盟邦甚至敌人恢复它们的元气。美国的的确确这样做了，在世界史上写下了拯救人类浩劫辉煌的一页。可惜；它慷慨助人，单独轮不到我中华民国；不，它资助我国仍也有的，并且还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惜，帮了一个倒忙，招致了我赤化大陆的惨劫。
怎样帮倒忙，说来话长，归总简叙，史达林渗透华府，使左倾幕僚操纵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拟订与运作，坐令我政府权威日见削弱，共匪坐大，逞其篡夺阴谋。中国不幸，适在此时遇到美国总统杜鲁门是历任总统最无能的一位。总统无能，一切政策的拟订与运作要靠幕僚长。美国政制总统的幕僚长，文的要靠国务卿，武的要靠参谋总长。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就靠这两人。胜利时的国务卿是贝尔纳斯（James F．Bynes），对中国事务一窍不通；参谋总长是欧战盟军统帅马歇尔，虽然名震世界、美国政界的第一红人，可是，对中国事务也一样是一张白纸。这不是给美共为背境的太平洋学会同人一个渗透美国政府操纵全盘美国对华政策的拟订与运用的好机会吗？於是，太平洋学会会员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占据了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的要职，连同居里、谢伟志、戴维斯等变成了决定美国政策的智囊团，有关中国的一切事件，都要请教他们。在中国，太平洋学会的要员费正清（John Fairbank）担任了美国新闻处中国处处长的要职，配合华府左倾同志表里呼应。
华府对华政策受左倾幕僚操纵的事实，赫尔利对华态度的转变与其最後断然辞去美国驻华大使的经过，是最足令人置信的事例。赫尔利原本是奉了罗斯福总统之命到中国来调解史迪威事件的专员，史迪威事件解决後，他本应回美终止他的任务的。可是，蒋委员长认他是继续解决国共纠纷最理想的美国人，去函罗斯福恳切挽留他，因此，罗斯福就派他再度来华做美国驻华大使。
实际，赫尔利来华初期并不符合蒋公对他的期望。他在华府早受到国务院中左倾同寅的洗脑，来华途中绕道莫斯科，苏俄外长莫洛托夫又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不满中国政府独裁的穷苦老百姓的结合，不是真正共产党，跟莫斯科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赫尔利一到重庆，就给毛泽东利用，亲往延安去跟毛泽东谈国共合作问题，提高了毛泽东的身分。他不独提高毛泽东身分，并且在毛泽东要挟政府的五条件建议书上签了字；使得美国国务院里的同寅事後发现了，不得不承认他做得太过火，发表声明，说他签的字是以个人身分签的，并不代表美国。这五条件是：㈠组织联合政府，㈡中共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㈢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㈣给予人民各种自由，㈤统一全国军队於联合政府之下。
此後，赫尔利调解阶段可分三期。第一期，民三十三年十一月从延安谈判，继续带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根据匪提五条件谈。第二期，政府提三原则与周谈，周不满回延安。第三期，谈判僵持，共匪节外生枝，扩大纠纷。第四期，到了民三十四年一月以後周恩来再回重庆重开谈判。
在这四个阶段中，赫尔利发现中共的态度，虽然基本上在拖延时间，可是他们时而妥协，时而强硬，这样拖延，必定另有企图要达成什么目标？是赫尔利尽思竭虑、亟图发现的一个基本问题。
这问题到了民三十三年底他才找到了答案：共匪态度的忽软忽硬，竟是他自己同僚，美国官吏在幕後播弄促成的。他在这时候意外地发现了美驻华军官，在他与魏德迈背後，与共匪订下了两批美匪合作的作战计画。第一批是民三十三年十二月魏德迈的参谋长乘魏德迈到缅甸视察军情的空档，秘密与共匪拟订一批美军与匪军在华北军事合作计画。其内容大致为：美空降携带充分武器之官兵七千五百人，供应使用装备、飞机，通讯器材，炸药等投入共区，摧毁敌後交通，领导与指挥共党游击队，进攻与歼灭日军。就在同时，美国战略服务处驻重庆的负责人，也在延安商讨更大规模的美匪军事合作计画。其内容为，美国提供步枪十万枝，运输工具反其他器材与武器，训练共匪游击队两万五千人。共匪方面，提供六十万匪军，二百五十万民兵，归魏德迈统率。美军官已与匪方取得协议，那时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团密电魏德迈的参谋长，要他安排毛泽东与周恩来密赴华府，与罗斯福面谈，并嘱此事绝对不能让中国政府与赫尔利知道。
事有凑巧得出人意外的，这两件绝对瞒著赫尔利进行的机密大事件，因他们最後要求匪酋赴美非经魏德迈亲允不能执行而报告给魏德迈。魏德迈闻他部下竟瞒著他做这违背国策的荒唐行为，除立即下令处罚这些受左倾人影响的部属外，并即召开记者会，当场宣布：美国军人不援助任何个人，任何活动，任何组织，这是他根据国策所下的命令。要求每一个部属签字谨遵。他受命支持美国政府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他必竭力完成这个任务。同时，他即以此点详告赫尔利，赫尔利就立刻报告杜鲁门，除叙述发现经过外，他指出，这些计画配合中共得美援以摧毁中国政府的阴谋，使他奉命执行的努力尽属徒劳。同时，他在大使馆召集美国所有驻华官员，包括魏德迈在内，恳切表示，他奉命执行的是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不令崩溃，另方面说服中国政府作政治让步，促成统一，愿与全体同僚协力达成这个任务。
这是赫尔利发现美国驻华同僚中有勾结共匪破坏国策的一套严重警告。他找到了共匪态度之所以时软时硬是这些同僚助匪成功与失败的反应，因此而使他的对华态度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果然，美政府左倾人员助匪阴谋的失败，立刻使赫尔利支持的国共谈判由第三期的僵持局势转变而入第四期周恩来再来重庆重开谈判的乐观局势。可惜这个乐观局势的转变，只是很短的昙花一现，因为，紧接著三十四年二月罗斯福竟在雅尔达受史达林胁迫作了出卖友邦断送我东北的行为，这可以说是华府左倾幕僚反击赫尔利的胜利。赫尔利得讯，立刻飞到华府，向病已垂危的罗斯福坦白检讨其此举之不当。罗斯福竟为其说服，深悔自己措施之误国，迳令赫尔利飞告苏俄元首，美国决撤销雅尔达之承诺。赫尔利先飞伦敦，邱吉尔不接受罗斯福态度之转变，赫尔利在飞莫斯科途中，罗斯福已抱憾终身而逝世了。赫尔利不能达成罗斯福临终前的使命，怅然返回中国任所。他经此折腾，才顿然醒悟美国对华政策之彻底错误。华府坚持要中国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不知这样坚持是在削弱蒋委员长统治中国的权威。可是蒋委员长却是美国在远东唯一可靠而有能力的忠友。他一再考虑，决飞返华府，迳以此意面诉当时国务卿贝尔纳斯。贝尔纳斯经他说服，两人详商，即应本此考虑，妥拟美国对华新计画，交由赫尔利返任所切实执行。贝尔纳斯允嘱部属拟就书面指示，约赫尔利次日再来国务院收取。赫尔利欣然如约次日往取，不料所得指示新计画之内容仍是要求组织联合政府那一套，一字不提昨日与贝尔纳斯面谈的新设计。赫尔利看了，难忍心头的怒火，他一方面辞去驻华大使职位以示抗议，一方面向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经过，要求公道。参院外委会开会讨论此案，经贝尔纳斯解释後，主席决议中国问题无继续研究之必要，轻轻带过，不了了之。
赫尔利就这样的被左倾同僚打入谷底，永远抬不起头来，可是他却做了美国政府受左倾幕僚操纵最有力的见证人。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那时（民三十四年春）澈悟华府美国政府中无疑有许多共党阴谋分子。我现在还保留著那时候写的书面声明，说明我政府中的各州、各部和驻外各国使馆中查到很多左倾工作者阴谋的证据。他们经常利用报纸宣传，制造舆论作反对美国政府的活动，并且攻击美国传统支持中国的人。有关中国资讯的正确部分，他们存档不用，只把他们歪曲部份对外发表。
凭箸这一番顿悟的透视，他向美国参议院控告国务卿的那一篇文章，虽经左倾分子巧妙运用，不了了之，确也必定掷地有声，发生了一股震撼美国政治环境的力量。於是，杜鲁门为了要减少这震撼的影响，竟决心邀请那时候美国政府中声威卓著的第一红人，刚从参谋总长座位上退休下来的马歇尔来做调解中国问题的主持人了。
我们事後检讨，马歇尔虽是伟人，他来华之前，心理上已具备了一套塑型偏见。他这偏见是受三种影响形成的。一种影响是客观外来的，两种影响是主观内在的。先讲客观外来的。这是决定他来华调解国共纠纷所取态度最主要的影响力。这就是操纵华府对华政策那些左倾幕僚供给他有关中国问题的资讯。马歇尔虽伟大，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国务院的中国问题智囊团，无形之中就变成了他此行赴华必须请教的老师。他以谘询方式接受这智囊团的教诲，重蹈赫尔利到华受骗悔之莫及的覆辙，呈交无能的杜鲁门批准，变成了他到中国来必须遵行的美国政府对华国策。
再说影响马歇尔来华前所受主观影响，计分两层次。第一层次最重要的是史迪威硬给中国蒋委员长拒绝，在他心头无形中形成打击美国政府权威的饮恨。史迪威在缅甸率其一手训练的新军打回密芝那，在美国政府一般估计，包括总统罗斯福在内，是美军在太平洋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奏捷的大功臣，故立即升级上将，希望他能统率中国军队，再立奇功。我说，罗斯福也是这样想，因为，史迹昭彰，罗斯福之接受蒋公撤史要求是受赫尔利的规劝；赫劝罗，蒋公以割席的态度提撤史的要求，美国只剩在蒋、史之间择一的机会。今天抗日，美必赖蒋，则不能不去史，无法两全。罗接受赫劝，才决定同意撤史，实际必感美国权威受挫的饮恨，我有不能证实之测感，跟著罗斯福到雅尔达出卖了中国，未尝不是心理上受此饮恨的影响。马歇尔是一手提拔史迪威的人，其饮恨的偏见定必甚於罗斯福。因此，史迪威虽撤职回国，竟还受到壮士杀敌凯旋般的欢迎，美国政府授以胜利勋章；因此，马歇尔此次奉命到中国来调解国共纠纷，难免对蒋公预存一种此次必确保美国政府权威的偏见，此其一。第二层次是马歇尔本人受全世界推崇所形成的自尊自负心理，使他感到任何使命经他承诺负责，只可成功，不容失败，减弱了他自我检讨、谅解对方调解必需的心态。
杜鲁门受左倾幕僚影响，规定马歇尔来华以美国元首代表身分要完成的使命只有三项：第一，他必促成国共停战；第二，中共军队依实力比例收入中国国军；第三，促使中国政府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当然要包括共匪在内。
杜鲁门给马歇尔规定的这三项使命的主要大错误是假定了共匪有促成全国统一的诚意。实际，共匪看到美国的原子弹帮助俄共不费一粒子弹竟能以受降国身分控制了我全部东北三省，他们乘水涨船高的优势，已得到篡夺政权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安肯以附属身分来参加国民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但，共匪也看到，让美国保持中国问题可得满意解决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把握的有利战略。因为使美国人永远迷恋在可以结束中国内战好梦之中，巧妙地削弱了国民党得以消灭共匪的美援。共匪就凭此战略来玩弄马歇尔，一忽儿花言巧语来哄骗他，一忽儿眦牙裂嘴来威胁他，经常从和平解决在望的关头突然变得剑拔弩张，反之亦然。坐令蒋公实力渐见衰微，而马歇尔的三任命实际援助了共匪的嚣张。
然而，马歇尔怎会知道自己已经深陷在共匪所设的陷阱之中呢。他正趾高气昂地以欧战胜利统帅的态度来解决小小中国问题，焉有不成功的道理。他一到重庆，周恩来就竭尽共产党徒灌迷汤的本领和他盘桓外，更发动罗隆基等听谓民主人士的共党外围人包围他。马歇尔本拟推荐深明大义为蒋公倚重的魏德迈继赫尔利的驻华使节，不料他竟受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nton Stuart），司徒虽是一位不问政治的学者，可是当时燕京的学生大半受共党的洗脑。把魏德迈硬从驻华大使座位上拉下来，是共匪利用马歇尔所得的第一次大胜利。马歇尔茫然！
发展入真正工作时？马歇尔拟定第一步应先促成国共停战。他竟顺利地得到我政府建议，共匪同意，组织停战的三人小组，由张群代表政府，周恩来代表共匪，与马歇尔共商停战办法。接著就在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府与共匪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令从一月十三日起全面停止战斗。但，协定声明，此项停战令，并不影响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
跟著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政府派二人，匪方派二人，美国派一人参加，实行督率全国分八小组执行停战。这时候，政府一本原定战後建立民主政府之大政方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召集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共匪乘机表示热心民主，积极派代表参加此项协商会议。马歇尔受愚，益信其停战之出於挚诚，而其奉命完成之促我政府召开协商会议的第三使命世就不费吹灰之力，顺利达成了。
最後只剩了把中共部队纳入国军这个问题要解决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了一个军事协商小组，由张治中代表政府，周恩来代表共匪，会同马歇尔，研究这个问题。到了同年二月十五日得到协定：此後全国军队全行改组，最後重组政府军九十师，中共军十八师。跟著六个月内，将政府军由九十师缩编为五十师，中共军由十八师缩编为十师。政府最初建议邀美国参加我国军之改编，因共匪反对而作罢。
马歇尔以为在美国坚强国势与他个人彪炳威望之下，美国政府要他完成的三大使命都已一一完成了。於是，他在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遄返华府告捷，并拟结束他中国之行。谁也想不到，他到华府刚巧一个月，周恩来在同年四月十五日宣布东北全区已入战时状态，根本否认了停战协定的约束。他不知道，当周恩来在重庆以和谈方式缠住他的时候，共匪军队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游击方式的战斗与扩展地盘。在东北，中共军配合著俄共军，一退一进，已先後接收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进而控制国军开进东北必争的四平街要冲。周恩来到这阶段才揭开他装笑睑的面具，暴露狰狞真面目。马歇尔不得不赶返中国，检点他破碎的三使命，再从头做起！这是我在独挑国宣艰钜任务短时期内，美国善意援华，反而害我造成的恶劣形势，要我面对应付的。
俄控东北培养傀儡
史达林在雅尔达会议之前就知道日本无力作战，准备投降，因此，他比任何人有充分时间作争取胜利果实的策划。什么是他在太平洋战区最丰盈的胜利果实呢？把人口众多的东亚第一大国，中华民国蜕变而成他控制下的附庸国，是他梦想追求，要吞噬的丰盈果实。按照他制造附庸的惯例，培养傀儡作他吞噬的虎伥是他最拿手的杰作。於是，正如前章所述，史达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以受降国的身分，进而控制我全部东北地区，尽量一再拖延其撤兵时间，一方面用种种方法阻挠国军之入境接防，一方面，引导匪军入境，尽速大量扩充匪军之人员武器，予以训练，使成坚强作战部队，配合其政治运作，俾能夺取政权，成其控制附庸国之傀儡！
我们不妨把史达林进占东北的速度，以其受降日期与盟军受降日与我国受降日的先後作一比较。俄军在东北受降是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距日本八月十四日投降只有五天，可是盟军在米苏里军舰上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二日，迟了十三天，我国在南京受降是在同年九月九日，迟了二十天。这一比较显示了史达林能怎样把握机先。
我们再把俄军撤离东北的日期来做一次总检讨。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规定：「一俟收复区域任何地方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换言之，日军投降就是「停止直接军事行动」，什么时候我政府要接收，俄军就应交出「管理公务」之权，没有再作任何协定的理由。可是，我不步步进逼，俄军毫无撤走的迹象。因是，在三十四年十月廿九日，才在长春订下了俄军撤走的协定，规定从三十四年十一月二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二日俄军分三期撤离东北。可是到了十一月，俄军又有种种说辞在卅日提出要求，撤兵期限延展到三十五年一月十三日。不料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英、美、苏在莫斯科开会，竟不与我方协商，只由英、美同意，把俄军撤离东北的期限，延长到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实际，俄军公开撤离渖阳，拖延到三十五年三月七日。俄军一走，匪军即跟著进占渖阳。渖阳如此，哈尔滨、齐齐哈尔也照样一撤一接，安排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到了三十五年二月廿五日，俄军却公开宣布俄军已全部撤离东北境内。这与其在莫斯科三国会议承诺的限期已超过廿四日，他们并无解释理由不计外，实际俄军在匪军掩护下仍留东北，助其叛变，何尝撤走。
抗战突来的胜利，中美两国都是意外，因此都没有像史达林那样从从容容作种种事前的设计安排。中国政府就在这样对比落後情况下，在匪苏合作，争取东北局势中，棋输一著。因为，在日本投降以前，政府接受美军在广州湾登陆，两国联军向日军发动新攻势的新战略，把精锐部队都集中到华南去；同时，缅战训练的新国军调回国内，也都驻屯在昆明附近。担任东北接防，需要精干部队去担任，从华南与华西南调大批这些部队去，怎样也赶不上俄军受降之後，立即去接防的速度。不得已而求其次，只有要求美国出动其海空军助我把这些部队尽速尽量转运到东北去。可是，美国政府受左倾幕僚作业的影响，还打官腔说，美国援华只援其抗日，受降超出抗日范围，不合援助条件。幸经魏德迈衷心助我，力斥此种主张之不当，努力争取美国海空军及时出动必需之舰机，助我将西南部队分批运往东北。魏德迈此种对我临危援手之义举，实应志诸青史，铭感不忘。
我政府接收东北，在三十四年十月十日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家璈【HGC：“张家璈”，原文如此。】，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飞抵长春，与苏俄占领军最高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谈判接收。马林诺夫斯基就表示中国军队不能在大连登陆，理由很牵强，只说铁路缺乏车辆，可转由葫芦岛与营口登陆。我们勉强接受这种无理阻止，调来部队乘美运输舰驶葫芦岛，不料登陆时匪军竟开枪射击。美舰回航待命。後奉命改驶营口，美舰长登陆访苏俄将领，见数千匪军在掘壕沟，又再度回航待命。最後，奉命改驶秦皇岛，始让国军在关内安全登陆，出山海关开入东北。
这时候，锦州以南地区已被从热河南下的共党部队占据了去，苏俄势力公开掩护匪军扩大组织其地方武力，长春形势险恶，东北问题未能全盘解决以前，孤守长春实无多大意义。蒋主席根据这样的考虑，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命令外交部通知苏俄，莫斯科无履行条约实践移交之诚意，我东北行营人员全部由长春撤至山海关，惟留董彦平以军事代表团团长身分留长春与俄方连系。
实际这时候，匪军在俄军掩护下，已大批开进了东北。据事後读匪方记载，在这时期开进东北的匪军，陆上经河北、热河、辽北一带溜进的有由山西调来的四万六千余人，由山东调来的四万余人，由河北调来的一万余人；另由山东乘船先後陆续运至大连登陆的八万余人，统计约有十八万余人。这些匪军，除海运部份外，都是接受俄方通知，在日军未投降前早已集合在东北附近待命出发的，故其进度有惊人之神速。俄方除集合匪军外，又控制在东北原属「满洲国」的伪军十余万人，交匪编入其部队，故新华社发表匪在东北拥有三十万人的雄师实非夸大之辞。伪军受俄控，编入匪军，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应负失职误国之重大罪责。好友文学家陈纪滢兄可作现场目睹的见证人。纪滢兄当年随其友，接收哈尔滨市长职入哈尔滨，亲自接洽某伪军军长向其友哈尔滨市长投诚，愿率其所部三、四万人受政府编入国军，并称彼受编後，可保证其他伪军三、四万人亦将响应受编。据称，其投诚政府实出至诚，因不甘出卖祖国，受俄军支配编入匪军！哈尔滨市长感其至诚，即电请行营熊主任核可接编。不料，电发後永无覆电，一再催询，迄无反映。纪滢兄因另有高就返京，路过锦州，特下车专访熊主任，面询究竟。熊迳复称，伪军忠贞有问题，向不收编。实际，吸收地方武力，蒋主席早有公开训示，熊式辉之「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官僚作风，坐令十余万挚诚投诚政府之伪军，为匪吸收，倍增其实力，熊氏误国之罪，杀身难赎！
俄方培养傀儡，除积聚匪军人力於东北外，复将受降日本关东军接收之全部武器交给匪军。据日方记载，关东军为日本装备最丰盈、最精良的部队，败後全部装备让俄军以受降战胜国身分接收了去。据称，根据正确估计，这些武器可供一百万人的部队作战十年之用，其中包括军用飞机一百五十一架，装甲车一百八十六辆，坦克车一百五十五辆，各种口径的重炮七百八十七具。俄方即以此全部装备拨给匪军。匪军多是土包子，那里会用这些新式武器？俄军即派大批军官到匪军去予以紧急训练。
此时我东北行营由长春撤至山海关，显作对俄抗议、不惜决裂的强硬态度。俄在此时培养傀儡，尚未臻成熟阶段，於是前倨後恭，一改其狰狞姿态，马林诺夫斯基亲访董彦平，表示愿交出长春市政权，并负保护行营之责。这是退而不退的双关语，我方不置信，仍按预定计画进行。马林诺夫斯基同时提出中俄经济合作计画，竟说所有东北工矿事业都是苏俄对日作战获得的战利品，现在苏俄愿把其所得分一半给中国，作中、俄两国开发东北工矿事业的中国股权，与俄方合作重建东北。我们说，不动产不能作战利品，经济问题应在政治问题解决後再谈；苏俄坚持，东北工矿都是它的，经济问题解决後，政治问题不谈也会解决。俄方姿态的转向，跟著史达林邀请经国先生代表蒋主席访俄的突变，益见其阴险。
史达林面告经国先生，美国助华，别有野心，苏俄却真有诚意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惟一要求不能让一个美国兵到中国来。只要中国政府保证美国不在东北得利益，苏俄可能作必要让步。苏俄不反对中、美建立关系，但希望中国不要信赖美国。同时，史达林又表示，他极盼望能与蒋主席作两国元首的高峰会谈，详商两国之合作。就在同时，苏俄驻东北军的经济顾问也向我东北行营经委会主任张嘉璈提出两国经济合作方案，一再表示此方案谈不拢，苏俄不会撤兵。
蒋公研判俄态度突变，不外两个主因：以一手罗卜，一手鞭子，威胁利诱的手法，争取蒋公作比毛泽东有更高利用价值的傀儡，此其一；藉此延缓俄军撤出东北的限期，俾得充分时间培养匪军窜夺东北的实力，此其二。因此，蒋公对策，一方面将史达林阴谋向美方透露并加解释，一方面加紧政府部队运送东北之步骤。
美方这才豁然贯通了！马歇尔不得不再度来华，与政府及匪方代表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凋处执行部。同时发布停止冲突的命令，规定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惟政府军开入东北以及在东北调动，并不影响。这是美方觉悟後，决定插手解决东北问题的行动表现。予苏俄阴谋以公开的还击。苏俄反应，立刻翻了睑，促使匪军在鞍山、锦州、营口、盘山等地袭击国军。俄军亦作扣留军调处飞机，缴政府组成保安队的械等暴行。中国政府工矿特派员张莘夫就在此时被俄军惨杀。新华社发表公报，匪在东北已组成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并建立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代表匪党提出，根据他们竭力主张中央改组联合政府的原则下，先组织东北联合政府的要求。
匪方作这宣告，不啻表示他们被培养成熟，准备公开叛乱行动了。於是俄方配合，开始作诡诈式的撤退。政府方面董彦平即通知苏俄军部，俄军从各地撤退时，应尽先通知中国政府，以便布置接防。俄方制造种种藉口，阻止政府军接近其撤军的城市，致令政府军跟著俄军撤退即进驻东北各城市接防之计画，无法实现。
周恩来在这重要关头，公开表示，政府必先承认「东北民主联军」与「民选联合政府」，政治问题必与军事问题一并解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决派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相对表示政治问题待军事问题解决後再商谈。这是美方直接插手解决东北问题的积极表示。苏俄还手，即由其驻华大使将中、俄经济合作建议草案送交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拒绝考虑。
苏俄占领军三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全部撤离长春，匪军围攻长春，并在四平街、公主岭等地集结兵力，阻政府军从渖阳北上。中共中央宣布在东北对政府取敌对行动。跟箸俄军从哈尔滨撤退，匪军立刻进占哈尔滨。东北局势转入这样紧张阶段时，政府在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正式由重庆迁还南京。国际宣传处也跟箸政府还都，结束了我在重庆「匪态伪善阶段」的九个月作业，进而展开到南京继续我面对「匪态恶化阶段」独挑艰钜整整另一年的奋斗。
诤美误识争取难友
面对上述胜利後国势的颠危，我们国宣处工作的艰钜，自可想像得之。我们那时宣传重责集中在争取美国的友情，不幸美国政府蒙蔽在左倾幕僚放射的烟雾中，对华之认知犯了双重的错误，致令其决策，善意的援助反变成恶意的摧残，使我们倾倒肺腑的诤言，无法挽救他们误入歧途的失脚！
我说美政府对华认知犯了双重错误，是指他们对俄共与共匪对中国政府态度之估计言的。
先就当时美国政府对俄共对华态度的估计言。美国政府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一贯以为，俄共既参加盟邦打击德、日独裁侵略，决不会自己也作独裁侵略，因此确定俄共必然是一个和平共存的好夥伴。由此推断，英、美在雅尔达虽然出卖了中国，仍以为俄共只要求收回其既得利益而予以谅解。这是俄共支使埋伏在华府里左倾幕僚渗透手腕运用成功的绝招。赫尔利初度来华经过莫斯科，苏俄外长莫洛托夫跟他的一席谈，撇清共匪跟俄共没有一点关系，就为他们事後培养共匪褪卸责任伏下一笔。俄军经史达林巧妙运用几天内不死一卒不费一弹控制了我整个东北，我政府因苏俄阻挠接收，断然决定把接收机构退驻山海关，以示抵抗。史达林竟会立转笑睑，欢迎蒋经国先生到莫斯科，告以苏俄愿以至诚与中国经济合作，更声明并不反对美国之援华。更在最後迭次表示，希望与蒋主席进行高峰会谈，进一步商定两国合作办法。这是史达林亲自表示俄共怎样热诚要打开和平共存的路线。蒋公当时，即以史达林的这种表示面告马歇尔，徵求美国对俄共这种态度的反应。马歇尔的答复，竟说只要史达林有诚意，不妨答应他。这不是马歇尔不经意的信口轻谈，而是反映了华府对俄共对华态度的估计；相信它愿与美国在和平共存的原则下共同协助中国的重建与复健，是真心诚意合作的表示。美国政府不独这样估计，并且凭这估计形成期待，希望史达林真肯插身与美合作来做国共冲突中间的调解者。不是蒋公的坚决拒绝，美国真会化这期待而成行动的。因为美国政府在这时期始终认定，史达林对中国问题没有多大兴趣；相信史达林的话，中国共产党只是一群不满独裁贪污中央政府的中国穷苦老百姓，不是共产党，跟莫斯科没有一点关系。因此美国人确信，中国的国共冲突，引不起莫斯科任何兴趣，现在它竟肯插身进来做调人，真是欢迎之不暇的一项意外收获。美国人想，中共虽非真共，莫斯科对它的影响力总比华府强得多，有俄共参加，国共和谈一定能有长足的进展！这是我们在那时期面对的美国政府最严重的错误认知，需要我们国际宣传负责者予以疏解的第一课题。
第二个美国政府犯的严重错误，是对共匪的认知。美国朝野受了史迪威免职的震撼，由左倾幕僚的播弄，造成一种普遍执持的塑型偏见，一致认定，蒋公逞其掌握政权的虎威，欺压中共，以致中共无法翻身，中国不能实现民主政体，和谈之不能有结果，美国调解之枉费心力，中国国民党要负完全责任。罗斯福在雅尔达出卖中国之不当，连罗斯福自己经赫尔利解释之後，也痛悔前非，要赫尔利飞告英、苏元首，取消他的承诺。可是，毛泽东竟在同时中共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表示，中共对雅尔达的决策热烈赞同。理由有如下五点：㈠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㈡消灭中国法西斯主义，不许保留丝毫；㈢中国必须建立国内和平，不许再打内战；㈣国民党独裁统治必须废止，代之以代表全民之临时联合政府；㈤国土收复之後，经过自由选举建立正式联合政府。毛泽东结论说，按照雅尔达路线，按照中国国情，必须这样做。毛泽东是把握住罗斯福千载难逢的失箸，在这演讲中，把俄共的狰狞侵略凶面貌带上协助邻邦的亲善假面具，诱导美国钻进圈套做他们鲸吞中国的帮凶。共匪这套把戏虽在雅尔达事件本身上没有发生怎样的作用，可是毛泽东的这一番论据却变成共匪诱导美国决定他们对华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的指导方针。在美国政府的估计中，中国政府永远是独裁法西斯主义者，共匪永远是代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先锋队；共匪争民主的手段是尽量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中国政府保持其独裁政权的手段是竭力破坏联合政府。美国调解国共冲突的唯一办法是拉拢双方组成联合政府，因此，在美国政府的估计中，共匪的合作早没有问题，调解不成之障碍只因执政国民党的僵持，这就暴露了国民党独裁法西斯的性格阻塞了中国政治趋向自由民主的发展。这是美国政府在这时期所犯的又一个错误认知，需要我们负国际宣传责任者予以疏解的第二个课题。
胜利後的中国是所有盟邦中摧残最惨的一国，决不能再遭内战的屠毒。因此，美国调解的成败，实为决定我国运兴亡的枢纽。不幸美国政府以及部分人民受左倾幕僚以及记者的蛊惑，犯了以上两大认知的错误，我们负国际宣传重责的中国惟一机构，自应剑及履及，倾我全力作竭诚的忠告。
我们曾大声疾呼忠告美国政府与人民的第一课题是对苏俄应有的正确认知：它虽是盟邦，决不是可以携手合作的和平夥伴。我们警告美国朝野，苏俄之为共产党，独裁专政进展而独霸世界，蹂躏全人类，其狠毒强暴，超过德国纳粹与日本军阀千百倍。它虽在这时期取消第三国际，表示其悔退改善，不再施展其渗透颠覆伎俩。实际在这和平掩护之下，它的阴谋更发展其乘虚而入、无孔不钻的侵略攻势。我们不提别国，就以中国为例。史达林如何在雅尔达威胁利诱玩弄罗斯福於股掌之中，接著他如何运用机巧不死一卒、不费一弹，控制我东北，培养中共做他鲸吞中国的傀儡，我在前章已有详尽的分析，都是我们当年劝告美国朝野的有力资讯。我们综合这些资讯作结论，劝告美国朝野，俄共要控制全世界，最适合其侵略下手的地区是亚洲，在亚洲中最适合的国家是我们中华民国；警告美国要提高警惕，俄共培养共匪做鲸吞中国的傀儡，目标在全世界，决不会占领了中国就罢手。那末，他们占领了中国再要进行的次一步侵略对象，必然是自由世界中最强盛的国家——美国。因此，就俄共全盘侵略战局作估计，全世界第三次大战实在已经开始，中华民国现在是给保卫自由世界实力最强的美国打著前哨战，我们的胜败就决定了美国最後面对的敌人力量之强弱。因为，我们与美国打的是一个战争。有了这样敌友判别的正确认识，我们再进一步，要美国对我们 蒋主席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正确的认知。蒋主席是以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传统观念来领导政府施政的。胜利後对蹂躏了我们八年之久的残暴敌人，蒋公竟能维其国本，保持其天皇制，念其民困，不求分文赔偿；最使敌人感激涕零的，留在中国的几十万解除武装的日本部队官兵，正是重整受他们摧残的我们国土的人力资源， 蒋公竟豁然大公不予扣留，反拨用交通便利及其他资助，送他们重返祖国，享受意外的骨肉团圆。蒋主席对敌人如此，反观自己，受战争破坏之惨，真是满目疮痍，遍地瓦砾，亟需全民携手连心团结一致来重建这破碎河山。更何况，实践三民主义，由训政步入宪政阶段之政治发展步骤，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中即作决定，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宪政实施之年，表示了建国方针只有在和平局势中才可实现。因此，以仁爱为本的蒋公，面对朱毛叛变，竞肯忍气吞声，不予挞伐，以免重陷国家於内战漩涡之中。今幸荷美国政府，仗义挺身作国共冲突的调解人，协助中国免遭战祸，蒋公自必欢迎之不暇，和谈有所成就，也必确切遵守实践，决不会食言毁约。美国朝野竟不以这种看法来衡量蒋公在和谈中的态度，反以大吃小、强凌弱的姿态加蒋公以破坏和谈的罪责。我们要美国人仔细审核毛泽东、周恩来在和谈进行中的欺诈手段。他们可以发现，美国调解总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前浪推後浪，忽高忽低，永无结束可言。但，我们若再进一步作深入研讨，他们会发现，发动打的总是共方先动手，而接受谈的总是政府先同意，就远角度作公平判断，求和态度的真假就可了然。
蒋公求和之诚，已如上述，而共匪方面之参加美国调解的和谈，另有他们的两个动机。第一个动机是借和谈争取时间来掩护他们培养实力的努力；第二个动机是借和谈来接近美国，乘机离间美国与我政府的关系，同时骗取美国的援助。美国人若能明了了共匪这两个动机，自会确信和谈之无结果，必然是共匪的要求，似可不需我们再加说明的了。不幸美国朝野竟被蒙蔽，不这样看。他们永远固执著 蒋公是独裁暴君，共匪是民主斗士的成见，把和谈无成就的责任推在蒋公身上。美方的这样执迷不悟，除受共匪之直接玩弄外，更遭共匪制造的外围群众，当时如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章乃器、王造时等发动的所谓「民主同盟」所煽惑，以为共匪真在代表中国醒觉的人民，推动划时代的民主革命。实际这些所谓「民主同盟」，只是乘国难危急时机，藉个人作秀制造知名度，跻身政治舞台争取政权的投机分子，无代表任何民主背景可言。这时期被共匪利用，做它伪装民主的外衣，到後来利用失效，兔死狗烹，都变了刀头之鬼。美方特别是马歇尔，深受这些民主人士的包围，加强了他对共匪认识的错误。和谈不成，责在 蒋公，马歇尔既固执著这份成见，他竟不客气，使出两套挟持 蒋公的威胁来强制蒋公。他最拿手的第一套是美援。美国国务院提出经国会通过的五亿美金新美援，是一根其味迷人的肥罗卜，挂在那里要等和谈成就实现联合政府时才吃得到的。当然，这根吃不到的罗卜之外，还有些正在授受中的美援，给与不给，多给少给，都操纵在马歇尔的手里，成他威胁 蒋公就范的工具。他掌握著的第二套挟持蒋公的威胁，是在这时期我运送大批部队从广东九龙海口到东北所需的美海空军舰机的协助。我们虽经魏德迈的努力，获得美空军派出飞机把整个一师空运到长春，又获得美海军把我五个军的十五师用十四条运输舰陆续送到东北，然而，在运送期间中，马歇尔仍随时以停运为藉口，威胁蒋公就范。马歇尔之不可原谅到这样程度，而 蒋公为国为民打落牙齿和血吞自我牺牲的伟大精神，真表现得令人感激涕零！
我们国际宣传处在这时期，根据上述的了解与解释，广搜资讯，详加剖析，透过印刷、今日回头检讨，当时我们这样努力，面对莫斯科魔力指挥棒下的傀儡，在中美两国里应外合阴谋运用的压力下，实难求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效果。在美国政府中盘踞国务院的范宣德配合著在中国把持新闻发布枢纽的费正清，他们要把中国政府描绘成怎样丑，无知美国老百姓就会相信怎样丑。再加上，国际宣传处的外国记者招待所，在这时期变成了美国左倾记者独霸的世界。过去流浪的记者像史特郎、史曼特莱、白修德、福曼、史戴恩、艾浦司登等都成了响叮当的名记者，尤其是纽约时报的艾金森因捧史迪威而把这分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报变成了吹捧中共的啦啦队。所幸的，足以影响英、美舆论的三个大通讯社还掌握在不受左倾污染可以作正确报导者的手里。这三社是：㈠美国联合通讯社，由美国人摩沙主持，㈡英国路透社，由中国记者赵敏恒主持，㈢美国合众社，由中国记者王公达主持。透过他们的合作，我们揭露奸谋与伸张正义的资讯与辩解仍可在美国传播界作奋勇的搏斗。然而，我们知道，这搏斗，与压顶而来的左倾势力争，决非取胜之道。在这不利形势下，我们要为国家作有效的贡献，一定要出奇才能致胜。所谓奇，是舍众目昭彰的正道而趋无人注意的僻径。这僻径，是我的意外发明。我澈悟，我们应设法争取美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关键人物，使他们了解我国处境之委屈，予我国以同情的援手。换言之，我对付盘踞在美国政府中的左倾幕僚，决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方法，以美制美，直捣美国腹心之患。
要了解我那时期怎样争取美国驻华关键人物，我得先说明，当时国际宣传处与办情报的调查局在作业上有怎样密切的关系。我在本记第十章第一节「三策选一」里已把显光兄和我怎样是中国情报事业的创始者，调查局局长戴雨农怎样受蒋公命称显光兄为太老师的经过作了简短的叙述，因此，国际宣传处跟调查局经常在作业时有密切配合的联系。有了他们的配合，我们经常可以对外在敌情方面，对内在共匪阴谋方面，得到正确的宝贵资讯，以提高我们宣传之可信性而增加其效果。但这联系是最高度的机密，不能当作普通作业处理，显光兄经常只把这配合工作，由我协助策划，由魏景蒙奔走活动，只限我们三个人紧密合作来处理这些资讯的吞吐。现在面对左倾攻势压顶而来的不利局势中，显光兄之引退，就只剩我与景蒙兄来趋这僻径了。所幸景蒙兄待人接物那一套交际的圆滑长才，能在杯酒联欢之际，以其笑谑诙谐的魅力，经常发生出人意外的奇效。好在我们的设计，已把无所不包的情报作战，集中作争取关键人物的焦点作业。只需正确掌握到这个人影响其作业之错误认知，予以正确真实的资讯，就可达成我们在国难严重期间，争取到为中、美两国前途共同合作的忠实难友。怎样由了解对方认知的错误，进而联络情报局搜集纠正其错误的资讯，这分任务由我承担，景蒙则任奔走联络之责，我们两人就这样分工合作把我们策划的走僻径工作推动起来。
我们这份工作是从民三十三年冬史迪威事件高潮时开始到民三十六年春马歇尔调解失败後结束，两年期间中不断进行著。国际宣传业务由处改局，显光兄去职又再起，先後参加指导，实际工作还是由我和景蒙兄两人一贯承担。我们要争取的美国驻华关键人物，前期为赫尔利，後期为魏德迈。
先说赫尔利，他在顺利结束史迪威事件後，民三十三年蒙 蒋公特别推荐来华任驻华大使时，受谢伟志的愚弄，还天真地以为蒋公应负国共和谈失败之责。但，在再度接触期间，加强了他受蒋公伟大人格的感应，同时在和谈的谈谈打打延宕过程中逐渐认知了中共之从中播弄，不免怀疑国务院把和谈阻力推在蒋公身上的不当。我注意到他这种态度的转变，确信他是我们应该争取的难友。争取方法，我决定应直接揭破，破坏和谈的阻力是毛不是蒋，而毛之胆大妄为是受他同僚谢伟志的鼓励。谢在延安的活动早受调查局的注意，但尚未重视到提升为专案调查的程度。我把我们决定的新目标通知了他们，要求紧密合作。果然，不久他们就送来谢伟志在延安针对赫尔利调解和谈活动的纲要：他想说服毛泽东不要相信赫尔利真能代表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要支援的中国政府并没有一定的人选，只要受人民拥戴有抗日能力和决心的人，美国政府都愿支援，因此赫尔利坚持保证国民党执政的态度并不能反映美国政府对华的真国策。因此，我们作结论说，毛泽东受谢伟志的这样鼓励，必然要借和谈来拖垮国民党，绝不愿和谈成功保证了国民党的执政。我把这些资讯和推断，透过景蒙兄的交际运用送给赫尔利，提醒他对谢伟志的警惕，虽未必能主刻见效，却已伏了他有此可能发展的心理准备。实际，谢伟志勾结中共抽国民政府的後腿是真实行动，并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行动，而是史迪威事件後，很多驻华文武官僚共同的行动。赫尔利是一位了解环境很敏感的政客，经我们确实资讯不断供应的结果，自会肯定我们的警惕而澈悟和谈受阻谁应负责的真相。最後，我们经调查局努力找到了谢伟志在史迪威未失势时密送给史迪威的一份听谓「第四十号报告书」送给赫尔利。这是谢代史所拟请华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密件。文中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国民党，扶植中共军，才能使中国成为抗日的有力盟邦。最令赫尔利意外震怒的，这分密呈华府的重要文件，我们得自共匪档案中，他竟不知道。赫尔利这才彻底觉悟共匪得此撑腰，还会接受和谈吗？当然，使赫尔利坚定要跟美国驻华左倾僚属唱对台戏的决心，还在民三十三年底发现两起美国驻华军官跟中共密订的大规模合作计画，我前文已详述经过，不再赘述。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点，他所以能详细把握到这两大计画内容的资讯，仍还靠我们的供应。这一次才真正确定了赫尔利支持我政府的反共姿态，返国控诉谢伟志叛国置之於法，最後形成他在罗斯福雅尔达新政策不就，愤而辞职後还在国会中作斥责国务院以示抗议的壮举。他在他的自传里揭发左倾幕僚充塞在美国中央地方政府以及驻外使领馆外，复作同情中国的不平之鸣。他说道：
「蒋主席领导他的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有八年之久，其中四年他是单独作战的。那时美国以废铁和汽油输往日本，英国和日本照常贸易，苏俄和日本和平相处。现在盟军胜利，中国的坚强士兵们和他们勇敢的领袖应该享受他们胜利果实的时候，中国却被盟军围困、出卖，而终至於毁灭！」
这位难友虽竭忠尽虑帮我们的忙，仍无补於我们的挫折，然其义愤之激昂已足令人心折。我们应该自慰这一番努力争取他，的确得到了丰盈的收获！
第二位我们要努力争取的难友是魏德迈。魏德迈的处境与赫尔利绝对不同。因为他在日本投降前是蒋公自己挑荐的参谋长，继桀骛的史迪威之後来弥补中、美两国元首误会的。因此，他是认认真真、切切实实执行参谋长应尽的职责并采取应取的态度，深受蒋公的倚重，同时，他自己也培养出了解中国的智慧与关爱中国的感情。识者或将说，像他这样一位美国僚属，还有什么要争取的呢？我们的答覆是「还是有！」因为，他究竟是外来的，身处当时 蒋公面对的复杂环境中，他要尽职必先了解这环境；帮助他了解这环境是我们争取他成一个推心置腹的难友来做蒋公得力助手应取的执业目标。因此，我们决定在赫尔利之後他是我们要争取的第二个难友。
魏德迈在他的回忆录里追忆 蒋公所处的恶劣环境时竟能揭露蒋公当时面对敌人，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方面的敌人不用解释是日本军阀；第二方面，他说是中国共产党，也可以说是应有的常识；第三方面，他竟指出是中国军阀余孽，李宗仁、李济琛，冯玉祥等，已经足证他透视 蒋公处境已达不易多得的深度了；最後他能看出第四方面 蒋公面对的敌人竟是号称盟友的大英帝国，真是蒋公入骨三分的知己之言。实际，他还了解蒋公更有第五方面的敌人，他只能藏诸心底，不便明言，那就是他的同僚，伏在美国政府里海内外互为呼应的左倾幕僚。他之所以能这样深入地了解中国政府的处境，是国宣处配合作业实施有效的明证。最使他特别提高警惕的，是民国三十三年底发现的两项美军与中共拟订的军事合作计画竟没有让他知道内容就要请他推介毛泽东与美国总统见面。他虽发现是他参谋长在从中作祟，可是仍不知作祟的内容。提供给他这两案内容的人，就是我与景蒙尽了一臂之力，这才打定了他为蒋公抱不平，努力支持中国政府的决心。日本投降之後，他改任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可惜那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施完全把握在受左倾幕僚操纵的马歇尔手里，他这团长虽欲热心助我，亦无从著手。但，当苏俄军队霸占我东北，国军部队远驻在西南之际，他眼看美国政府无意在後勤及武器方面援助中国政府接收东北，他竟跳出他代表美国政府的身分，热忱出主意帮助我国。他向蒋公建议组织一个中、美、英、法、苏五国共管东北的临时委员会，以共管的方式来代替苏俄的独占。他同时建议，中国政府派遣第一流政治军事长官坐镇华北，确保长城以南的政权。他这建议，实际有五国「托管」的意义，只怕引起中国人民之反感，故意含糊其辞。既是「托管」即有长期性之含意，可使东北在五国共负责任治理的弹性安排下，使 蒋公得从容处理切实接收东北的有效布置。他越位助我的诚挚实足感人。可惜蒋公处境实难采用他这好意的建议，理由很简单：我因日侵我东北才发动八年苦战，今苦战胜利仍使东北受国际共管，实难以得全国同胞的共识与谅解。可是，我们今日作事後检讨，魏德迈这项建议倘荷蒋公接受而正式提请美国政府的同意，当时苏俄之蓄意插足太平洋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此建议是及时阻止其东侵之好藉口，美国政府必能默许其有利美国而表示同意。英、法必步美後童而跟进，则四国合作之压力，很可能使苏俄知难而就范，把东北暂时稳定下来再图挽救良策。这建议的确是魏德迈忠心事蒋公深思熟虑的贡献。可惜为正义考虑所阻，未蒙采用。然，魏德迈助我之忠诚并未因此而缩手，他仍尽其可能尽量达成蒋公由国军直接接收东北之愿望，冲破其左倾幕僚种种方面的阻力，动员美国海空军的艇机尽速尽量把我五个军的精锐部队由大陆东南运到东北去争取接收。这种力排国内阻力来助我的忠诚，实足令人敬佩。实际，他为中国谋，也为美国自己谋。他在返国後向国会报告，检讨美国对华政策之不当，曾经说：美国既采远东均势政策，就不应该让中国衰弱；美国既决心把日本势力驱出东北，就不应该让苏俄去占据东北。罗斯福只知口说远东必须均势，可始终没有正视这问题，助蒋委员长实力之增长：他只知全力与德国战，没有顾到中国受日本侵略的苦战。战胜之後，美国又袖手旁观，坐视东北富源受苏俄之搜刮利用，予中国共产党以篡夺政权之机。他这套坦白批判，为中国打抱不平实际也是纠正美国政府的失策，予美国政府中左倾幕僚以迎头的打击。怪不得，四十五年後的今天，魏德迈把他当年办事的档案，编纂成一本书，命名「论战争与和平」，请蒋公夫人宋美龄女士写读後感，蒋夫人盛赞魏德迈是史迪威事件所造成中、美两国军人摩擦不和後遗症的调解者，使两国军事合作重温和谐协调的旧梦，魏德迈之功实堪感念。蒋夫人又称魏德迈之深切了解共产党远超他的任何长官。言外之音，实堪玩味！
综合上述赫尔利与魏德迈这两位在美国驻华文武官员左倾一面倒，我政府深处国际压迫劣势之中，都能独持正义助我困斗，成我患难中难得的益友，在他们旁边不断供给资讯，提示正确研判的国宣处，多多少少发生促成与维持他们态度的功效。
将处改局最後奋斗
马帅受愚援华援匪
还都之後匪态恶化已达公开为俄酋傀儡仗势猖獗的最高程度，而马歇尔受华府左倾幕僚的蛊惑，仍以强制蒋公委屈让步，提升中共政治定位，组成联合政府，为他代表美国总统来华调处不能动摇的原则。他到中国第一次晋见蒋公时，蒋公即坦率提醒他说：「这一次美国参加国共和谈，调处军事冲突，务须中、美两国政策互相协调，更要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互相了解，免为共党离间中伤的奸计所乘才好。」可惜 蒋公这一套由衷的倾诉，马歇尔中了共匪蛊惑之毒已经太深，只当是耳边风，一点听不进去。
在这期间，俄共与共匪配合的篡夺东北双簧戏，一退一进，正如上章所述演得丝丝入扣，把哈尔滨和长春一带都让匪军接管了去。可是就在同时，国军配合著魏德迈协助的美国海空舰机运轮与自己由铁路陆运，双方并进，开进东北渖阳以南的部队也已有六个军之众。这六个军可说是集中了全国最精锐的部队，其中包括由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在缅战初期，战绩辉煌，备受史迪威之嫉视；由孙立人率领的新一军，在缅战後期打下密芝那；由廖辉湘【HGC：“廖辉湘”，原文如此，当为 “廖耀湘”之误。】率领的新六军，在缅战後期，连下缅北大柏家与胡康河谷；由刘玉章率领的第五十二军，在长城之战扬威於古北口；由向凤武率领的第七十一军，在淞沪之战扬威於江湾闸北；以及由石觉率领之第十三军；军容之盛，可说是一时无两。但，共匪此时有了俄共撑腰，悍然无惧，摆开抗拒阵线阻止国军北上。政府当然根据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促令国军北上接收苏俄按约交出的所有城市，於是战火就此爆发起来。国军由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任总指挥与林彪所率号称三十万大军的匪部，交战於四平街一带。经一个星期的激战，匪军伤亡过半彻底崩溃，影响其他残部兵败如山倒，分向中东铁路、哈尔滨、绥芬河一带奔逃。杜总指挥即於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由四平街进驻长春，并令其所部以哈尔滨为目标，沿长春铁路线向北进击，势如破竹，匪军毫无抵抗行动。
就在匪势这样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马歇尔由美国飞返南京，以调人身分找到了 蒋公，说国共这样打下去，怎样再能进行和谈，要求蒋公速下停战令。美国取这样态度，的确使 蒋公十分为难了。为了缓冲紧张，保留考虑时间起见，蒋公飞赴渖阳，视察战局，拟综合前方报告做他决策的参考。前方报告都认为匪军受此打击，如不受国际特殊支援，一时无再起的希望。蒋公念匪总是中国人，也应有放下屠刀，携手连心，和平建国的共识，就在渖阳先令前方就地停止进击以待後命。同时由渖阳函告马歇尔，表示国军可接受停战调处，惟应先由匪方实践停战协定以及实行统战方案为条件。後由渖阳返京，即接受马歇尔建议，於三十五年六月六日颁发所谓「第二次停战令」，并且还把已经渡过小松花江停止在双城附近之国军追击部队，撤回到陶赖昭与德惠县一带防守，以待後命。同时发表声明，表示国军停止攻击，限期十五日，希望匪方得有机会能确实履行其签订之停战协定。就在这十五天内，马歇尔提出方案与国共代表协商东北停战与整军问题，反覆商谈，毫无结果。蒋公又接受马歇尔的要求把停止攻击的命令再延长八天，到三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午为止。不料在这八天内，匪方提出更无理的条件，致令商谈无成就可言。可是这两次停战令使国军高昂的士气直线低落，坐令士无斗志，从此国军在东北局势中永远陷入被动地位，匪军占尽了上风，变成了政府在东北最後失败的惟一关键。蒋公在其遗著《苏俄在中国》中沉痛地自我检讨说：
「当时己进到双城附近之进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若不停止攻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之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後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於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後果。这不仅是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忽视了共党兽性与暴行』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
蒋公这一段检讨第二次停战令所造成东北失败牵动大陆赤化全局的後果，把一切责任由他自己一肩挑了起来，这显示他打落牙齿和血吞，伟大领袖的负责精神，固足令人钦敬，但，我们以历史家的客观衡量作公平研判，蒋公当时下此明知不利的命令，有他保持中、美合作以避免同胞再度涂炭，并达成和平建国宏愿的苦衷，在马歇尔的坚持建议之下，万分不得已才下这停战令的。因此，马歇尔执行美国援助友邦中华民国成立民主政府政策，没有援助美国承认的国民政府，反而对摧毁这政府的叛逆，帮了一个起死回生扩大实力的大忙。更令人百思不解的，马歇尔犯这援华援匪的错误，一之为甚，怎能继续为之；不料他竟会再犯，而增加其毒害我国之份量，种下了大陆赤化的祸根！
停战令的影响，政府军遵令停战，匪军则乘机进犯，绝对无视此令之应双方共遵。故两次停战令之结果，迄三十五年五月五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国民大会之时，匪军在热河、察哈尔方面已进占承德；山东方面已包围青岛与济南，断绝津浦铁路交通；苏北方面占泰兴进攻口岸镇，威胁首都南京；晋绥方面，攻占二十二县，完成对太原与大同的包围。美方作调人之军事调处执行部为了保持北平、天津安全，要求匪军退出承德；为了保持华南与华北的交通要求匪军撤离津浦铁路；为了保持首都的安全要求匪军退出苏北。这些要求，可说是委曲求全到无可再低头的程度，可是匪方蛮横，一概置之不理。政府方面为了要达成和平建国的目标，努力邀集全国各方面的民间代表，当然包括匪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定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完成中国国民党还政於民的建国程序。共匪拒绝，主张先要改组政府让共党参加，再开国民大会。政府主张先要解决军事问题，再谈共匪参政的政治问题。共匪又主张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为此争议，政府让步把原定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改延到十一月十二日。从这时候起马歇尔的调解工作发展到最紧张的阶段。时匪方代表周恩来作态不入首都，常驻上海。蒋公经常在暑期移驻江西庐山牯岭办公，马歇尔要摄取双方意见以求协调，不得不在这三、四月间竟上庐山劝请蒋公让步达八次之多。在他奔走期间，八月十日以调处困难曾与司徒雷登大使发表共同声明，述其协助中国以和平方式建立民主政府努力之诚意外，并表示谈判政治与军事纠结难解的问题迄无解决之道。蒋公即於八月十四日公告提出政治军事上六项让步的新建议。继续在九月三日，接受马歇尔的建议，於三人小组继续调处军事冲突之外，另再成立五人小组，商谈政府改组及国民大会问题。这是政府的一大让步，使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得同时商谈合并解决。
不料匪方在蒋公委曲求全作这重大让步的时候，突然进占张家口，赶走驻在张家口的军事调处小组。匪方此举不独破坏停战协定，并且割裂政府热河、察哈尔之完整，威胁到北平、天津的安全。蒋公受此暴乱之胁迫，不得不饬令国军予以挞伐。匪方代表周恩来竟肆行要挟，向马歇尔表示：「政府如不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即认为政府已公开表示，和谈全面破裂！」他随即离京赴沪，回避交涉。马歇尔急了，要求 蒋公立即下令停止进攻。蒋公仍忍气吞声接受马歇尔的要求，下令停战十天，在此十天之内，由三人小组会谈军事问题，由五人小组会谈政治问题，以求彻底解决。不料，在此重要关头，匪方不但不作协调的反应，反增加其军事三条、政治五条之无理要求。马歇尔不得不亲自到上海求见周恩来，邀他回京继续商谈。周除加强其无理要求外，并在语意中直接谴责马歇尔身为调人实际处处偏袒国民政府之不公。马歇尔遭此侮辱，懊丧回京。蒋公在十日停战限期过後自然就下令进攻，一下子逐走了匪军，收复了张家口。
不料蒋公这样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措施，仍遭马歇尔之不谅，他竟因此勃然大怒，下令停止一切美援，使此後中华民国得不到美国政府任何军备的补充。马歇尔的这样突然翻睑，实际也反映了华府对华政策的转变。因为，早在三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美副国务卿艾奇逊已经发表宣言，声言美国调处国共冲突取一视同仁不分轩轾的态度。他又在同时向众院外交委员会报告称：「中共曾要求他们部队并入国军之先，应得美国少量军备之供应并予其部队以短期之训练。马歇尔已同意此项要求。」在美国政府考虑匪方这项要求之际，竟同时予我政府以停止军援的打击。
美国在三十四年与我政府订约，承认为我国装备及训练三十九个师，後来又允诺为我政府装备及保养八个半空军大队。到了三十五年春；美国又与我政府订约承诺，把战後留在中国境内之军用车辆全部供应保养器材拨送中国政府使用。美国政府这一切承诺都给马歇尔这一道命令化为乌有。跟上来杜鲁门总统竟以美国不助中国打内战为理由，在同年八月十八日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美国商人售予剩余军用器材给中国政府。美国这一套全面封锁美援的辣手，是在紧要关头沉重打击中国政府压平共匪叛乱的实力；这打击的致命伤，更在政府军事装备多来自美国，此後不论枪、炮、车辆一切军用器材稍有损坏，亟需零件补充，而这些零件都来自美国市场，今一经全面封锁，断绝补购来源，即一只螺丝钉或一根杠杆的损坏可使一尊大炮一辆坦克车的报废！政府军就在军备因零件来源之告竭而这样日渐削弱的状况下，与背後有俄共尽量扩充其军备的共匪作战，任何雄才大略的军事家都无法挽救这基本动摇的颓势。这种恶劣形势的延续一直到三十七年三月三十日杜鲁门不胜国会的压力决定恢复四亿美元援华案，其中有一亿二干五百万规定专作军援之用。这时候，匪军已直逼平津，傅作义任保卫平津的总司令，军槭告竭，急待补充。美方决在此援华案中拨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之军火送给傅作义。傅氏得此美方起死回生的援手，非常高兴感激。孰料他伸长脖子左等右等，等到的美援军火，开箱一看，里面装的枪械都缺乏零件，没有一枪一炮可以使用。这才使这位决心作最後一战的忠贞大将不得不变节降敌了。这些无用军火的运送，显然是美国政府中左倾幕僚动了手脚，也是他们愚弄马歇尔之後，跟上来扯 蒋公後腿的另一绝招。
可是马歇尔仍执迷不悟，一心以为美国好意协助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以解国共纠纷的阻力，完全来自蒋公，反同情共匪之被侮。故在三十六年一月七日借升任国务卿之藉口，放弃其一无成就之调处任务回美之时，他还发表声明，表示希望中国政府能保